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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長期以來處于現代文化建構的滯后狀態，處于現代文明創造和傳播上的劣勢，并由此形成了一種極度敏感、極度自卑的文化心理，所以，我們特別渴望被世界認可和獎賞。這種對“他者認同”的過度看重，使我們很難準確地進行自我認知。對文學上的“國際大獎”的態度，也反映著我們的文化自卑心理。莫言的意外獲獎，來得正是時候，正好有助于緩解我們的不被關注和認同的焦慮心理。但同時卻也使一些人興奮得有些過頭，甚至使他們產生了一些錯覺，似乎一個作家拿到了這個獎，便意味著整個中國文學在一夜之間修成正果了：不只是莫言一個人成了“世界級”的作家，而且是中國當代文學也一下子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進而，終于可以跟其他文學大國平起平坐了。這實在是一種可笑、可悲的心理。只有那些極度自卑和缺乏自信心的民族，才需要依賴他者的認定來建立自己的信心，來確立自己的價值感。在我看來，中國當代有的是非常優秀的作家，他們的文學成就并不低，例如，汪曾祺作品的文學價值，就一點不比庫切低，而史鐵生的作品的價值，也絕不在帕慕克之下，至于我們的現代作家魯迅、錢鐘書、蕭紅和張愛玲的才華，放在世界現代作家中間來看，也是第一流的。
所以，我們應該選擇的態度就是：說大人，則藐之；說諾獎，則藐之，——“藐”者，當然不是一種傲慢自大的態度，不是目空一切的心理，而是說我們要有自信心和自尊心，就是別仰著脖子看花了眼，把很輕的東西看得很重，把很小的東西看得很大，把很丑的東西看得很美。面對“諾貝爾文學獎”，我們需要的，就是魯迅的那種不卑不亢的高貴態度和謙光自抑的自知之明。
1927年，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來到中國，對魯迅的文學成就有了較多的了解。這位愛好文學的瑞典人，便與劉半農商量，準備推薦魯迅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劉半農便通過魯迅好友臺靜農探詢魯迅的意見。9月25日，魯迅在寫給臺靜農的信中這樣說道：“諾貝爾獎賞金，梁啟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這錢，還欠努力。我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可得諾貝爾獎賞金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們，誰也不給。倘因為黃色臉皮的人，格外優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以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
然而，不知何故，瑞典現在終于“理我們”了，終于把“諾獎”給我們了。很大程度上，正像有人所說的那樣，這是因為我們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的結果。是啊，倘若還像“反右”“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那樣瞎折騰，那樣把知識分子整得灰頭土臉，那樣把作家斗得死去活來，那樣把老百姓餓得面有菜色，那樣把國家弄得雞犬不寧，外國人——包括厚道而公正的“諾獎”評委們——當然連白眼都懶得給你一個的，遑論把“諾獎”這樣的大禮送給過來。如此說來，莫言真的很幸運，生活在一個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時代，生活在一個拿作家當寵兒的“和諧社會”，生活在一個中國的“GDP”和經濟實力讓外國人不敢小覷的“黃金時代”，——這樣的時代改變了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改變了文學與國家的關系，改變了文學的尷尬境遇和悲催命運：過去是“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現在是“國家幸運詩家幸，富強贏得諾獎來”。
二十多年前，關于諾貝爾文學獎，龍應臺也曾寫過一篇文章，題為《視大獎·必藐之——與馬悅然談諾貝爾文學獎》。她說：“由于語言是個無法克服的障礙，由于文化的鴻溝極難跨越，由于藝術價值觀不可能放諸四海而皆準，由于政治經濟的勢力導引一切，一個具實質意義的‘世界文學獎’是不存在、不能存在的。諾貝爾文學獎只是十八個學有素養的瑞典人，在他們的有限能力之內，所能決定的一個文學獎。世界上大部分的優秀作家沒有得這個獎——或因為僧多粥少，或因為這十八個人視野不及。而得到這個獎的作家之中，有些會受到長久歷史的肯定，許多，也受到歷史的淘汰。把這個獎當作一個世界文學獎，而對它的評審委員作種種求全的要求，對這十八個人完全不公平，也是對這個獎的嚴重誤解。”她進而指出：“當代中國作家，如果缺少基本的自持自尊，把西方漢學家當作評鑒人，把諾貝爾文學獎當作中國民族文學努力的大目標、大遠景，這樣的文學是什么樣的文學呢？這樣的民族又是什么樣的民族呢？”
古人云：“得之不休，不獲不吝。”然而，最近幾天，一些中國人卻因為“諾獎”之“得”而大“休”特“休”——興奮得簡直到了失去“自持自尊”的程度了。他們不僅把十幾位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當做中國文學的“評鑒人”，而且，似乎還陷入了業已實現“大目標、大遠景”的幻覺里。
其實，我們不應該沾沾自喜，不應該“鄙吝之氣”頓生，而應該“心惕惕焉”。我們要克服自己的“虛榮心”。我們應該明白，從整體上看，我們時代的文學并不成熟，作家們的人文修養水平和文化自覺程度都不很高。我們要知道，用嚴格的尺度來衡量，我們其實仍然是“不配”獲獎的。與“別國大作家”比起來，我們時代的作家，其實仍然差得很遠。如果我們看不到這一點，那結果，就會像魯迅所警告的那樣：“將很壞”
文學評獎其實就是一個游戲，就是一次充滿娛樂性的博弈，它能刺激我們的好奇心，也能滿足我們的虛榮心，但是，從根本上講，不宜拿它太當回事。我們需要冷靜地保持魯迅所說的“還欠努力”的心態，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不至于淪入被“文學獎”搞暈的消極狀態，才有可能最終將我們的文學提升到理想的高度，才有可能領享到讀者恒久的信任和尊敬。
我們的文學正處于一個文化轉型和價值混亂的艱難時期，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艱難考驗。我們的作家應該將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對社會問題和歷史苦難的發現和揭示上，應該致力于“新國民性”的重建，為提高中國人的文化修養和人格發展，提供切實的幫助和積極的支援。
自尊的有理想的中國作家們，勉乎哉！勉乎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