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議莫言與諾獎

李建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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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磨了中國作家數十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夢想，就這樣再次以令人愕然的方式變成了現實。“諾獎”終于在頒給曾經是中國人的中國人之后，再次頒給了現在仍然是中國人的中國人。

然而，這突然到來的“恩典”，還是讓人覺得不可思議，讓人覺得困惑不解：“諾獎”評委們真的能讀懂中國的文學作品嗎？真的認為如此的中國作家的如此的作品值得給予如此的獎賞嗎？2012年11月4日，小說家劉震云在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說，“莫言能獲獎，表明中國至少有十個人，也可以獲獎”，——他的肯定的陳述里，表達的顯然是懷疑的態度。要知道，在群星燦爛、大師輩出的俄羅斯，也只有蒲寧（1933年）、帕斯捷爾納克（1958年）、肖洛霍夫（1970年）、索爾仁尼琴（1974年）和布羅茨基（1987年）五位作家獲獎，其中蒲寧是流亡作家，而布羅茨基則加入了美國國籍，實質上應該算是美國作家的。

一個文學獎項的水準和影響力，決定于它的評委的素質和修養。然而，任何一個文學獎的評委會，無論其專業精神有多強，鑒賞水平有多高，判斷能力有多好，也總有它力所不逮的地方。例如，對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們來講，由于文化的同構性和語言的可轉換性，閱讀、理解和評價包括俄羅斯文學在內的西方文學，通常來講，并無太大的滯礙，但是，一旦涉及迥乎不同的中國文學，他們便難免不陷入目茫然而不能辨、口囁嚅而不能言的尷尬狀態。

這也實在是甚未足怪的事情，因為，漢語是一種表意性很強的“深度語言”，而西方的語言則屬于表音性較強的“淺度語言”。對西方人來講，中國的語言和文化幾乎就是一個無法進入的封閉結構，實在是太難理解、太難掌握了，張愛玲在《憶胡適之》中說：“我們‘三字經’式的名字他們連看幾個立即頭暈眼花起來，不比我們自己看著，文字本身在視覺上有色彩。他們又沒看慣夾縫文章，有時候簡直需要個金圣嘆逐句夾評夾注。”漢語文學中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意思”和“意味”，實在太幽隱、太微妙、太豐富了，要一個中國人“契其要領”已經很難，要一個外國人心領神會就更屬不易，包括那些孜孜無倦、用力甚勤的漢學家，“猶不可得其仿佛大概”，也都很難深刻地理解和準確地評價中國文學。

正是由于這種文化溝通和文學交流上的巨大障礙，使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們無法讀懂原汁原味的“實質性文本”，只能閱讀經過翻譯家“改頭換面”的“象征性文本”。而在被翻譯的過程中，漢語的獨特的韻味和魅力，幾乎蕩然無存；在轉換之后的“象征性文本”里，中國作家的各個不同文體特點和語言特色，都被抹平了。據莫言在《我在美國出版的三本書》中說：“葛浩文教授在他的譯本里加上了一些在我的原著里沒有的東西，譬如性描寫”；林培瑞在接受“德國之聲”獨家專訪時，則批評莫言“從語言和人生視野兩方面”看，都“不是頂尖的一個作家”，他“寫得太快，他自己也承認有時候寫得太快，比喻不太恰當，有時候顯得粗魯，粗糙。”然而，就像李白在《于闐采花》詩中所說的那樣：“丹青能令丑者妍，無鹽翻在深宮里。”莫言的作品，經過翻譯家的“丹青妙手”，便脫胎換骨，由“媸”變“妍”，成了西方讀者眼中的“頂尖”作家。2012年11月，老牌文學季刊《凱尼恩評論》（Kenyon Review）發表了“70后”華人學者和小說家孫笑冬（Anna Sun）的題為《莫言的病態語言》（The Diseased Language of Mo Yan）的文章，她認為，“莫言的語言是‘病態的’，而且是與偉大的中國文學傳統割裂的；這種語言的病態體現在它雜糅了多種不同的語言種類（舊的、新的、粗魯的、優雅的以及革命化的），而他的主要翻譯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為莫言作品創造出的翻譯文體在藝術上其實比原作要強”。莫言是德國漢學家顧彬“批評得最多的中國作家”，在題為《莫言講的是荒誕離奇的故事》的訪談中，顧彬從翻譯的角度分析了莫言獲獎的原因：莫言的獲獎，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遇到了一個杰出的翻譯家：“葛浩文采用一種非常巧妙的方式翻成英文。他不是逐字、逐句、逐段翻譯，他翻的是一個整體。這是歐洲大約從18世紀以來流行的翻譯方法。也就是說，葛浩文對作者的弱點知道得一清二楚。他把一切都整理好，然后翻成英文，語言比原來的中文更好。”（2012年10月12日11:11“德國之聲中文網”）

顯然，諾獎的評委們對莫言的認同和獎賞，很大程度上，就只能建立在由于信息不對稱而造成的誤讀上，——對莫言原著在語法上的錯誤，修辭上的疏拙，細節上的失實，邏輯上的混亂，趣味上的怪異，他們全然無從判斷；同樣，對于中國的文學成就，他們也無法準確而公正地評價。最終的結果是，諾獎評委們錯過了魯迅，錯過了張愛玲，錯過了沈從文，錯過了老舍，錯過了巴金；他們看不到汪曾祺作品的俊逸和清雅，看不到北島詩歌里的沉思和反詰，看不到史鐵生作品里的憂悲與愛愿，看不到王小波“新國民性批判”的反諷與祈向，看不到韋君宜晚年寫作的勇敢與犀利，看不到叢維熙《走向混沌》的溫情與尖銳，看不到陳忠實《白鹿原》的蒼涼與愴怛，看不到路遙小說的崇高與詩意，看不到章詒和散文的風骨與韻致，看不到楊顯惠小說的悲慘與凄苦，看不到蔣子龍《農民帝國》的深哀與巨痛。這就使得諾貝爾文學獎本質上只不過是一個西方文學獎，而不可能成為一個能夠將中國文學包納在內的真正意義上的世界文學獎。

其實，即使對理解起來較為容易的西方文學，諾獎的選擇和評價也多有偏失。由于“諾獎”早期在價值觀上的保守主義傾向，“諾獎”評委們不惜拂逆許多知識分子和作家的意愿和請求，極其固執地拒絕頒獎給托爾斯泰，——連續十年，他們完全無視托爾斯泰的存在，直到他帶著巨大的文學成就和無上的精神榮耀，離開這個他無限熱愛的世界；由于眼界的狹窄和判斷上的失誤，他們還很不應該地忽略了美國文學之父馬克·吐溫（1835年－1910年），——威廉·福克納稱他為“第一位真正的美國作家，我們都是繼承他而來”，而海倫·凱勒則說“我喜歡馬克·吐溫——誰會不喜歡他呢？即使是上帝，亦會鐘愛他”。同時，由于反應的遲鈍和心胸的狹隘，他們還很不應該地遺漏了契訶夫、高爾基、勃蘭兌斯、烏納穆諾、卡夫卡、曼德爾斯塔姆、阿赫瑪托娃等一大批優秀的作家；這就說明，諾貝爾文學獎從一開始就有著自己的“傲慢和偏見”，就是一個不具有廣泛包容性和絕對公正性的文學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