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山東濟南到北京
從中國走向世界
電影是鞏俐與世界見面的方式
亦是她生活的一部分
她曾經被外國媒體稱贊為“中國電影的奇跡”
但鞏俐更愿意稱自己為“中國制造”
如今回到自己電影生涯的起點
鞏俐不僅思考如何讓電影成為城市的名片
中國與世界的橋梁
更思考如何在嘈雜的時代中
保持自己的簡單與純粹
鞏俐仍然很清楚地記得，自己當初來北京報考中央戲劇學院的情形。 報名的最后一天，同學用自行車拉上背著書包的她，急沖沖地往濟南火車站趕。站口的老大爺看她一副學生模樣，先讓她上了車。花9塊錢補了一張火車票，鞏俐站了一夜來到北京，又坐公交車輾轉到北京的五姨家。下了公交車才發現，隨身帶的三十多塊錢被偷了。在1985年，這相當于一名老師一個月的工資，不是筆小數目。
“我就找我五姨借，我說以后我掙了錢還您。”
2021年炎熱的夏天，坐在北京最喧鬧地段的酒店會議室里，鞏俐身后的窗口映照出CBD蔓延的天際線。當年拿著五姨給的錢，她趕上了中央戲劇學院的報名，這也成為了鞏俐踏上電影之路的起點。 當年那個長著一對小虎牙、不怎么說話也不怎么喜歡笑的山東姑娘，后來登上大銀幕成為了電影演員。1988年，還在中戲讀書的鞏俐出演了張藝謀執導的電影《紅高粱》，這部作品在柏林國際電影節擒得金熊，將二十出頭的鞏俐帶到了國際舞臺。 2000年，鞏俐首次擔任國際電影節的評委會主席，也是在德國柏林國際電影節。從柏林到威尼斯、東京、上海，鞏俐在這些國際頂級電影節都曾以評委會主席的身份掛帥。電影節因為城市而有了依托，城市亦因為電影節多了一個被外界認識與了解的通道。2021年7月，第十一屆北京國際電影節宣布邀請到鞏俐擔任評委會主席。鞏俐說，“電影節是我們電影人的港灣。”回到北京這個最初讓她踏入電影之門的地方，更是回到了某種起點。
對鞏俐而言，無論身在哪個電影節，評委會主席的職責和工作都是為電影服務的，她所要充當的角色是一個“強調原則的人”。“每個評委手里已經有了章程，需要事先認真閱讀，面對章程評委們可以提一些想法、建議，但是章程是一個既定標準，大家不能去逾越。”作為評委會主席，在開始看片評議之前要召集評委們開會，“每一部電影，不管它好與不好，你喜歡或者不喜歡，都是電影工作者一個鏡頭、一個鏡頭拍下來的，我們都要尊重它，認真地把每一部電影看完，不得缺席。這是原則。” 作為電影節的評委看電影時，鞏俐覺得這種感受和身為觀眾或作為演員去看電影都有所不同。“你一直要保持一種客觀和理性去看每一部電影，但是看到真正好的電影，又會讓你忘了這種理性。”電影的“好”難以用語言量化，但鞏俐始終相信，好電影有打動人心的力量。
鞏俐始終相信，每一部優秀的電影，都擁有著自己的能量和社會責任。 拍完《秋菊打官司》時，她的一位朋友正要放棄一場曠日持久的官司。看完電影，她告訴鞏俐，一定把這場官司打下去，這是她應得的權益。她打贏了官司，特意來感謝鞏俐，鞏俐用一口陜西話回答她：“不要謝我，我們都要感謝秋菊！” 很長一段時間里，秋菊都是鞏俐最喜歡的一個角色。這個西北農村的普通農婦，為了丈夫執意要討個說法。為了演這部電影，鞏俐提前三個月來到了農村體驗生活。挑水、洗衣，每天用洗衣粉洗頭。穿上大花棉襖、裹上頭巾，裝扮上孕婦的肚子，和飾演丈夫的劉佩琦互相以夫妻相稱，鞏俐的舉手投足甚至騙過了其他村民。電影里超過50%的鏡頭，都是以紀錄片紀實的拍攝方式完成的。
秋菊的生活離城市里的人很遠，卻是王小波筆下“沉默的大多數”。“很多人都看不到那樣的生活，但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可能70%、80%的人都是從這里走出來的。所以我希望有機會把他（她）們的生活非常真實地呈現給大家，把他們的想法傳遞給更多的人。現在很多觀眾把電影只當作娛樂去觀賞，這是對電影的一種誤區。電影不僅僅是娛樂，電影有它的社會責任。” 作為演員，在電影拍攝的過程中沉浸于內數個月，這種沉浸會讓鞏俐感受到，電影的能量首先輻射到的是自己。“要進入一個角色，只有當這個角色能震撼到自己時，自己對角色的演飾才能震撼到更多的人。”
對于角色的選擇，鞏俐是挑剔的。如果一個角色類型之前演過，她不愿意重復自己；劇本達不到要求，她不愿將就；感到疲乏沒有創作力的時候，也不愿勉強消耗自己。然而只要進入一個角色，她便會全身心投入其中，不僅把自己“演”成角色，更讓自己“成為”角色。拍攝時，她不看手機，不去聊天，即使沒有自己的戲份，也不輕易離開現場。
進入角色的過程漫長、耗費心力，有時回想起來甚至令鞏俐“后怕”。“《奪冠》里我演郎平指導，接了一個這么難的角色，一個全中國甚至全世界，尊敬和崇拜的女性，她出現在屏幕里的時間、大家關注和熟知的程度那么高。”在《奪冠》之前，鞏俐沒有出演過這種有真實人物原型的角色。更重要的是，作為中國女排的領軍人物，郎平指導的角色如何演繹，直接決定了群像的呈現。
《奪冠》第一時間邀約鞏俐，鞏俐沒有立即答應，她告訴陳可辛導演，自己要好好想想，也覺得責任重大，同時覺得電影的劇本可以完善得更好。她和導演一起前往好萊塢，找到兩位在好萊塢工作的優秀編劇，將原來線性敘述的劇本結構打破。解決了劇本的根本問題，可角色仍然是橫亙在面前的難題。“雖然自己總是說喜歡選一些挑戰自我的角色，但這個角色是挑戰最大的。如果選擇了出演，一切要從零開始。” 在北京申辦奧運會的時候，鞏俐見過郎平一次，但當時忙于事務，兩人并沒有時間交流。2019年，國際排聯東京奧運會女排資格賽在寧波北侖開賽。比賽前，中國女排在寧波的基地訓練。鞏俐來到訓練基地，也不敢打擾郎平和備戰的隊員，每天就站在旁邊觀察。“她站多長時間，我就站多長時間，她不坐，我也不坐，從早到晚。”觀察了10天，鞏俐覺得受益匪淺。“每天看著她們密集訓練、開會討論，對自己影響很大。之后我和郎平指導聊了兩次，也一起單獨吃了飯。”在大學里，鞏俐學習的是從里到外的表演方式，但飾演郎平指導，她覺得體驗了另一種表演方式：從外到里，先抓住外形，再去揣摩人物的內心世界。
鞏俐特別感謝那些與她在電影《奪冠》里共同創作的中國女排隊員們和教練、隊醫們。“我盡量努力去貼近她們的郎平教練，大家的信任和支持，讓我非常的自信和感動。” 女排隊員們拿出了自己的假期來為《奪冠》加持，抽出來9天的時間拍完了所有戲份。
一部電影是靠集體去完成的一項工作，要有團隊精神。這是鞏俐在與我們的交談里反復提到的。“一部電影、一個劇組就是一個團隊，電影不是某一個人的藝術，是靠大家的共同努力才能去完成的。” 從很早的時候開始，鞏俐就保持著一年一部電影的頻率。她很早就想明白，作品的數量對自己并不重要，要把最好的時間和最好的精力放在最喜歡的角色上。 這種清晰和透徹源自鞏俐自小受到的教育。她的父母是大學老師，家里三個哥哥一個姐姐，她是老幺。她自言自己從小受到“散養式”教育，因而養成了獨立的個性。進入中戲，班里8個女生、13個男生，老師傾心竭力教授他們，告訴他們要愛惜羽毛。
“我非常幸運遇到這么好的老師。之后，張藝謀導演對我的影響非常大，又碰到陳凱歌導演、婁燁導演、孫周導演、王家衛導演、黃蜀芹導演、陳可辛導演，在國外拍的電影也都是最優秀的導演。在電影道路上，我沒有走特別的彎路，我越來越知道我應該保存自己的精力，一部作品代表了自己的熱愛和能力、對社會的貢獻、對自己良心的一個交代。” 她給自己留出生活的空間和時間，為的是不讓自己因為表演而枯竭。鞏俐相信，只有踏踏實實、一步一個腳印把人物的生活體驗好，才能進入角色，成為電影里的人物。
作為一名演員、一位公眾人物，她尋找機會用自己的方式為社會盡一份力。自2002年至今，她一直擔任著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的親善大使。世紀交替的那幾年，正是中國房地產大規模發展的時期，農業耕地不斷因為地產的擴展而縮小，糧農組織找到她，她不假思索答應下來。 除了這些“盡每個人對社會的責任”的露面，鞏俐幾乎沒有其他的曝光。某年，她跟隨《霸王別姬》劇組前往戛納電影節，一張在戛納海邊留下的白襯衫照片成為跨越時代的經典。聊到這里，鞏俐特別糾正了一下：“重要的不是衣服，去電影節的意義不在于穿什么樣的服裝，重要的是你帶去的自己的作品，自己的電影。”
一直以來，鞏俐的唇色和個人生活都是社交網絡上討論的話題，她覺得這些嘈雜的聲音影響不了自己。她沒有社交網絡賬號，亦不關心人們對她的討論。“我只專心拍電影，任何無聊八卦之事與我無關。”鞏俐的話擲地有聲，“我覺得不要隨波逐流，當一個演員沒有了自己的個性和準則的時候，可能也將會失去你作為一個演員的魅力了。”
攝影/馮海
策劃、造型/MixWei
時裝編輯/Punkcherry
文字編輯/陳柏言 CHICOCHAN
撰文/吉利化妝/ALICESO
發型/姜月輝
制片/EMMAZ(BLUMONPRO.) 美術/KIKIQI
視頻導演/吳明平面燈光/中紡時尚聯盟
電影燈光/陶磊
服裝助理 / 馮劉學、木南、YING 、王欣悅
服裝修改/劉海程
攝影助理/毛國鵬、馬澤林
后期/賈勇
特別鳴謝 / 鞏俐經紀人李燕燕及其團隊李帥 、李欣霖
新媒體監制 / Fionn
編輯 / siq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