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從道光十八年年底回到湖南老家，到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年）十一月離家進京，曾國藩在老家一共待了二百九十六天，這期間他花了一百九十八天，用來拜客。也就是說，回家這一年，他十分之七的時間都用于拜客了。

道光十九年正月十六日，曾國藩正式開始拜客。出了位新科進士翰林公，自然是方圓百十里內的轟動性事件，對這只嶄新的潛力股，大家表現出極大的投資熱情。曾國藩每到一地，都受到隆重歡迎，不但擺酒款待（常有海參席、魚翅席），有的還請戲班前來助興（如四月十一日日記載，“是日唱劇，客甚多”。），臨走時都會給一筆錢。

他到的第一家是岳父歐陽家。岳父在歐陽宗祠大開筵宴，請客八席。在《湘鄉曾氏文獻》中，有一本曾國藩親筆所記的“流水賬簿”，專門記載他這一段拜客收入。從中我們可以查到，岳父送給他大錢就是十二貫零八百文，相當于八兩白銀。

除了拜自己的親戚朋友之外，曾國藩最重要的拜訪對象是各地的官員。為什么？因為官員都有錢。說不好聽的，這就是赤裸裸的“打秋風”了，然而官員們一般來講都心甘情愿送曾國藩錢。因為彼此都是官場中人，而官場生存，最重要的就是關系網絡。多個朋友多條路，誰知道哪塊云彩有雨？所以官員的贈送普遍比其他人要重一些。比如八月二十二日，他到武岡州城。知州楊超任“請酒極豐，又送席”，又送銀二十兩。

除了親戚、朋友、地方官員之外，曾國藩拜客還有一類對象很有意思，那就是湘鄉人在其他縣里所開店鋪，凡是湘鄉老鄉開的店，不論當鋪、紙行、布店還是雜貨店，曾國藩一概拜到。這種拜訪，目的就是赤裸裸地斂財了。而這些小老板對這個新科大老爺當然不敢怠慢，多多少少都給點錢，有的還恭恭敬敬請他喝酒。因為在傳統時代，商人社會地位低下，經營風險很多。結識了一位翰林，自然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曾國藩拜客，拜得非常辛苦。他一共出去跑了四次，每次都要跑好幾個縣，一路風餐露宿，足跡遍布湖南湘鄉、寧鄉、衡陽、清泉、耒陽、永興、邵陽、武岡、新化、安化等十多個縣州。我在地圖上畫出他的拜訪路線，一段一段往起加，算出他二百天之內，跑了一千五百公里左右，也就是三千里左右，簡直是個迷你版的長征了。他一共拜了多少家呢？將近兩千家人家。簡直像一個化緣的和尚一家一家去收錢，真是不容易。那么四次拜客收入總共多少呢？收入還是不錯的。在曾國藩留下的賬本中，每一筆收入都有詳細記載。我一筆筆加起來，細細算了筆賬，最后的結果是，折算成白銀，收入共為一千四百八十九兩一錢二分。

需要介紹一點，就是清代一兩白銀的購買力實際上是很高的。我們經常看電視劇，里面的大俠到了飯店吃過飯，經常一扔就是三五十兩白銀，這就反映出編劇對清代幣值不太了解。事實上，清代的一兩白銀能買將近一百斤大米，這些大米今天至少值二百元人民幣。所以可以大致說一兩白銀的購買力相當于今天的二百元錢。也就是說，曾國藩的拜客收入，合今天人民幣二十九萬元，堪稱是一筆巨款了。

嘉慶道光時期，物價水平很低。豬肉一斤多少錢？五六十文，就是五六十個大錢。鴨蛋一個二文，就是兩個大錢。黃瓜每斤二文，蔥每斤五文。至于一畝良田，只要三十多兩銀子。這樣說來，曾國藩的拜客收入，可以買五六十畝良田，或者四萬斤豬肉。這筆錢不是小數。

但是有了這些錢，到北京當官可能仍然不夠用。所以曾國藩還曾經主動向他人借錢，比如道光十九年四月，他在日記中記載說：“向大啟借錢為進京路費，大啟已諾。”向他人借錢，這是他籌資的第二個渠道。

第三個渠道，就是“干預地方公事”。

讀過《曾國藩家書》的人都知道，曾國藩當官之后，在寫給父親和弟弟的信中，經常要求他們潔身自好，不要結交官府，不要干預地方公事。其實這是他后來的認識，道光十九年里，他自己就干預過好幾回地方公事。

比如道光十九年二月，曾國藩的朋友朱堯階典當別人的一處田地。典當到手，這塊地的舊佃戶卻阻撓新佃戶下地耕種。這種情況下，曾國藩的進士身份就發揮作用了。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他“辰后（八點鐘）帶（彭簡賢）上永豐分司處法禁（給以刑法處罰）”。帶人將那個強悍不服的舊佃戶抓送到了有關部門。

幾天后，三月初五日，曾國藩在日記中又提到，朱堯階寫了兩張狀子，托他到縣里去告狀。他當時就熟門熟路地告訴朱堯階，說此刻縣令正主持“縣考”考試，不太方便，且等考試后再告。

通過這些記載，我們可以看出二十九歲的新科進士曾國藩此時已經是地方上的重要角色，和官府關系很密切。此時的新科翰林年輕氣盛，連父母官都已經不放在眼里。那年五月份，曾氏家族和別的家族發生糾紛，“彼此毆傷”。他寫信給縣令宋某，托縣令幫曾家說話，然而宋縣令“亦未甚究”，沒給他面子。于是新科進士曾國藩勃然大怒，“是夜又作書讓（責備）宋公也”，也就是寫了封信，去罵宋縣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