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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京官之窮，今人實難想象。有記載清代京官有人窮到“不能舉火”。清李慈銘記載他一個做京官的族弟“屋宇倚漏，人有菜色”。清代有這樣一條諺語：“京諺有云，上街有三厭物，步其后有急事無不誤者：一婦人，一駱駝，一翰林也。”因為窮翰林買不起車，只能走路上班，偏偏還要擺架子邁八字步堵住人行道，令后面有事的人心急如焚，有苦難言。

那么翰林曾國藩的生活質量如何，一年的支出又需要多少呢？我們以道光二十一年為例，從衣食住行幾項來觀察了曾國藩的支出情況。

先來看住。曾國藩在京期間的一個主要支出項目為房租。身為朝廷命官，住宅須配得上官制威儀，因此自然不能蝸居斗室。所以京官們雖然窮困潦倒，卻多租住大宅，講求寬敞氣派。道光二十一年八月，曾國藩租下了繩匠胡同的一處房子，共十八間，每月房租十三兩三錢。如此算來，則一年房租就要一百六十兩銀子，用去全部薪水還不夠。

再來看社交應酬。京官的生活，幾乎是日日聚宴。清人張宸的《平圃遺稿》說，京官聚宴習以為常，“若不赴席、不宴客，即不列于人數”。也就是說，別人請客你不能不去，別人請客你也不能不回請，否則你就不是圈子里的人。

曾國藩生性喜交游，也有意識地將結交朋友作為在士林中樹立自己良好形象的途徑之一。《湘鄉曾氏文獻》中曾國藩自己對道光二十一年隨份子的錢有詳細記載，比如什么春節實行AA制的團拜，他分攤了兩千文；某位朋友的祖母去世，他隨了一千文；過年過節給上級和老師送節禮二兩銀子之類，道光二十一年曾國藩人情來往花費總計一百一十兩。

第三項較大的花銷是買衣服。

曾國藩晚年在家書中說自己“忝為將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多次要求子女“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鑲大緣，過于絢爛”。由此引出后世的種種渲染，比如說他最好的衣服是一件天青緞馬褂，只在新年和重大慶典時才拿出來用，平素便放在衣櫥里，因此用了三十年依然猶如新衣云云。

其實翰林們經常需要出入宮廷，衣服必須體面，方符合國家體制。曾國藩為人固然節儉，但是在官派威儀上卻絕不含糊。入都為官后，曾國藩的個人財物中最值錢者就是衣服了。僅帽子一項他就有大毛冬帽、小毛冬帽、大呢風帽、小毛小帽、皮風帽等十一頂。這些衣服的購置都不便宜，通常在數兩至數十兩銀子之間。

道光二十一年這一年，曾國藩所添置衣服不多。因為這是他進京的第二年，他大量購置衣服是上一年剛入都時的事。不過這一年他仍然買了尖靴、袍料、皮靴、小毛冬帽等衣物，共花掉了二十八兩銀子。

除此之外，身為文人，文化消費自然不少。比如這一年的曾國藩記載買《斯文精萃》《子史精華》《經世文編》等書，花了四十二兩。

曾國藩到京不久，夫人也北上入都，數年之間生養了幾個兒女，人口日繁，仆婦日增，仆人工資，生活日用，也是不小的支出。曾國藩記載，這一年生活日用，花掉了一百七十七兩九錢七分。

道光二十一年曾國藩衣食住行及文化消費各項，總計共花費四百五十八兩一錢九分。而如上所述，曾國藩入京為官之初，每年法定收入一百二十四兩六錢五分。這樣算來，道光二十一年曾國藩的赤字為三百三十三兩五錢四分。那么，這么巨大的赤字怎么彌補呢？一般來講，有三種方式。一是收受外官的饋贈。二是借貸。三是利用手中權力，謀一點灰色收入。

談起晚清的官場腐敗，人們最為熟悉的恐怕就是“冰敬”“炭敬”等名目。清代京官與外官的收入有天壤之別，因為京官只有死工資，而外官們在地方上有大量灰色收入。外官需要建立在中央的關系網，所以每次進京，都要給京官們送點禮，名為“冰敬”（孝敬夏天買冰消暑的錢）、“炭敬”（冬天燒炭的取暖費）、“別敬”（離別京城時的“分手禮”）。如果遇到年節，還要送“年敬”“節敬”。這類饋贈，少則數兩數十兩，多則數百兩。如果認真歸類，這固然是官場腐敗的一部分，但是在官場中混，似乎還沒有聽說誰會拒絕這筆小小的“灰色收入”。

作為一個官場新人，曾國藩資望全無，關系不廣，外官贈送不多。道光二十一年的賬本中，曾國藩記載這類收入共有九筆，平均每筆十兩多一些，共計九十七兩。

曾國藩在家鄉拜客及借款等收入，如前所述，約兩千多兩。除去進京路費花去數百兩外，尚有大量積余。然而曾國藩到京頭兩年花費了大約一千三百兩白銀，到道光二十一年年底，家中帶來的銀子終于花光，外官饋贈又如此之少，他開始面臨借錢問題。道光二十一年年底，年關將近，曾國藩找人現借了五十兩銀子，才勉強過了個年。在此之后，借錢更成為曾國藩彌補財政赤字的最主要手段，借款額最高時達一千多兩。

從曾國藩這個個例看，清代的“低薪制”表面上為國家節省了財政開支，其實懲罰的是奉公守法的清廉之員，方便的是貪墨之徒。俸薄如此，“不取之百姓，勢必饑寒”。國家不得不對官員們的“灰色收入”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由此使得官員貪污舞弊成為半公開的必然。

因為窮，許多京官千方百計地開辟財源，他們一般是替外官跑關系，找門路，落點手續費和跑腿錢。許多人因此生活得也不錯。比如另一位京官李慈銘，雖然級別和曾國藩差不多，但是他的生活可比曾國藩滋潤多了。他娶了三個妾，還成天沉溺于“酒食征逐”，“游逛郊外名寺，箋召歌郎行樂”，冶游宴飲聽戲每年都要花掉大筆銀子。他的錢從哪兒來呢？原來他特別善于和地方官交際，替地方官在北京辦了不少事，獲得了大筆報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