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如此干預公事，是不是可以稱得上土豪劣紳？那倒不是。

紳士在中國底層社會一直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一般情況下，地方官接到民間普通糾紛的案子，通常不會開堂審案。一看民間這種小打小鬧的事兒，通常會讓當事人去找紳士們調解。學者黃宗智研究認為，在告到縣官的這類小案子當中，可能有百分之四十是通過紳士調解解決的。所以曾國藩的此些舉動在當時很常見。當然，做這些工作，絕大多數時候不是無償的。一般來說，調解成功后會獲得相當豐厚的酬謝。張仲禮先生說，做調解工作，是許多鄉紳的主要收入來源。我們大致估計，曾國藩調解這類案子，每次可獲得幾十兩銀子。

由于有了以上這些財源，曾家的經濟情況與以前當然就大大不同了。在以前，曾國藩衣著樸素，經年不過一件長衫而已。但是中進士一段時間之后，曾國藩統計自己置辦的衣服，列了這樣一個清單，里面已有如下內容：

羊皮袍一件，呢皮馬褂、灰袍套、呢袍套、珍珠毛袍套、厚綿綢小襖、薄棉布小襖、棉袍套、綿圓袍、綿套褲、棉馬褂、絨領、棉小帽、秋帽、秋領、線縐夾馬褂……

可見他的衣服已經很講究了。他出門時也有了排場，日記中記載“仆一人，肩輿八人”，就是八抬大轎，還有一個隨身的仆人。這個排場經常引得路邊農民們紛紛駐足觀看。原來那些和曾國藩抬頭不見低頭見的老鄉鄰居現在對“曾大老爺”的態度也發生了巨變。曾國藩日記記載，有一次他回家之后，本家曾永興見到他，居然手足無措，嚇得說不出話來。那么曾國藩本人的“官派”“威儀”也就可想而知了。

通過以上梳理，我們可以發現，入京為官以前的曾國藩，從氣質到觀念，與其他普通鄉下讀書人并無本質上的不同。湖南鄉下長大的他，想的只是出人頭地，光宗耀祖，居身行事，一遵地方陋習。如果不是經過日后的一番脫胎換骨，他不免也是晚清官場一名庸庸碌碌的官員而已。

二、翰林曾國藩的“窘”生活

為了進京當官，曾國藩四處拜客打秋風借錢，甚至不惜“包攬詞訟”幫人打官司來賺錢。通過這些，他一共獲得了兩千多兩的收入。那么，他進京之后，生活水平如何呢？

道光二十年正月，曾國藩到達北京，被授以從七品的翰林院檢討。他官運很順，三年時間就連升四級，由從七品檢討升任到從五品的翰林院侍講。

雖然仕途很順利，但曾國藩翰林生涯的經濟狀況始終可以用一個字來概括，那就是“窘”。借貸和哭窮一直是他在翰林院中經濟生活的主旋律。

有兩個證據可以很好地說明他窮到什么程度。

一個是在道光二十二年，身為翰林院檢討的曾國藩與仆人陳升發生了一場沖突。因為窮困拮據而脾氣又大，曾國藩早已被陳升看不起。在這場口角沖突后，陳升卷鋪蓋另尋高枝去了。這件事使曾國藩頗受刺激，還寫下了一道《傲奴》詩：

……胸中無學手無錢，平生意氣自許頗，誰知傲奴乃過我！

另一件證據更有說服力。

曾國藩是個很重感情的人，進京為官前，曾專門到姥姥家去看望幾位母舅。當時他的大舅已年過花甲，卻“陶穴而居，種菜而食”，過著半野人的生活。曾國藩不覺“為惻然者久之”。他的二舅江永燕送他走時，向他預約工作說：“外甥做外官，則阿舅來作燒火夫也。”就是說你將來做了地方官，我一定去找你，給你生火做飯，也吃兩天飽飯。

曾國藩進京為官，使得所有親戚對他寄予厚望，認為天子腳下的翰林公只要稍一援手，就能使他們的生活天翻地覆。然而，曾國藩當官已經好幾年，卻沒有余力周濟他們。五年后大舅依然沒有房住，二舅江永燕貧病而死，沒沾到外甥一點光。這說明曾國藩是真窮而不是假窮。

翰林院檢討等職，其地位略似今天國務院政策研究室處級以上各級研究員，成天與皇帝和高級大臣打交道，經常出席各種重大典禮，面子上十分風光。然而與此相對照的是，翰林們的經濟待遇卻特別低下。在清代俸祿體系中，曾國藩這樣的七品京官年俸四十五兩。此外例支雙俸，也就是開雙份工資。加上四十五兩“雙俸”，不過為九十兩。此外還有四十五斛（二十二點五石）“祿米”。數項相加，不過一百二十四兩六錢五分。那么京官們一年要花多少錢呢？張之洞在《請加翰林科道津貼片》為京官們算賬說：“計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須一金。歲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強自給。”也就是說，普通京官，一年財政赤字通常近二百兩之多。所以做京官確實是一件極為賠錢的買賣。因此我們也更明白，為什么曾國藩要那么不辭辛苦地拜客，甚至連各地卦店都要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