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最小一攬子”配套改革方案

總體方案的設計，大致可以分為三步進行：根據目前存在的問題提出需要改革的項目，按照體制的領域列出改革的清單，以及制定“最小一攬子”配套改革方案。

根據過去改革的經驗，制定系統改革的總體規劃需要進行以下工作：

第一步，是進行問題導向的研究。找出造成這些問題的體制性原因，列出需要改革的項目。第二步，是按照體制的領域，列出各個體制領域，如財稅體制、金融體制等的改革項目清單。第三步，是梳理這個改革總清單，從中挑選出最為關鍵、彼此間關系又十分密切的一組改革項目，形成一個“最小一攬子”的配套改革方案。

關于問題導向的研究，這里我可以舉幾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如何遏制腐敗。

腐敗的蔓延會造成“亡黨亡國”的嚴重后果，這一說法已經提出了很久，但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解決。

我們首先要問，造成腐敗猖獗的體制上的原因是什么？只有鏟除體制原因才能夠釜底抽薪，否則哪怕實行朱元璋式的嚴刑峻法，恐怕也只能是揚湯止沸，收效甚微。其實早在1988年學術界就已得出結論，根本的問題是在雙重體制下，由于行政權力廣泛地介入微觀經濟活動，存在著龐大的尋租活動的制度基礎。

如果想要遏制腐敗，首先要從各個方面推進市場化的改革，削減政府干預經濟和配置資源的權力，把這個制度基礎給鏟除。

第二個例子，如何縮小收入差別。

貧富差距擴大是當前另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根據我的觀察，我們過去對收入差別問題的認識有一個基本問題，即就分配談分配。貧富差距擴大被認為是分配出了問題，首先用行政指令規定低收入職工的工資,然后用再分配的手段增加弱勢群體的福利。

但這種就分配談分配的辦法不但有副作用，而且不可持續。

根據經濟學的原理，分配的結構首先是由生產的結構決定的。目前中國經濟增長是靠投資驅動的，我國投資率已經高達40%多，這在全世界也是獨一無二的。由于資本對勞動的比值不斷提高，結果一定是資本收入（主要是政府和企業收入）的比重不斷提高，勞動收入（包括專業勞動者收入）的比重不斷降低。

勞動收入的比重怎么才能提高呢？最根本的途徑是使大量的農民工成為有知識、有技術的勞動者，讓專業人員有更多發揮才能的機會。這樣，他們在創造更大的附加價值的同時，收入也能夠得到提高。這就要求各級政府更好地提供義務教育、職業培訓等公共服務，培育良好的創新環境，促進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這就涉及政府職能轉變、財政體制改革等一系列改革。解決了這些基礎性的問題，再輔之以再分配的措施，勞動者收入過低和居民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才有望得到解決。

第三個例子，如何實現“新型城鎮化”。

產業和人口向城市聚集能夠產生巨大的效益，因此城市化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重要推動力量。但由于土地產權制度、政府職能錯位、等級制的城市體制等體制性缺陷，政府主導的城市化造成兩方面的問題。一個是它的建設成本太高。城市化的實質是人的城市化，因而正是人的集聚才產生了城市化的效益。但在我國，土地城市化比人口城市化的速度要高好幾倍。城市建設投入很大，城市化的效益卻出不來。另外一個問題是建成的城市營運效率太差。用“攤大餅”的方式極力擴大城市規模，導致城市居民的生活半徑太大，交通擁堵，空氣污染嚴重。必須通過改革解決目前存在的種種體制性缺陷，否則不管中央怎樣號召進行“新型城鎮化”，各地正在加速的還是老一套的舊型城市化。

像這樣，從一個一個問題入手來尋找應當進行改革的項目，不僅是領導部門的事情，其實所有的公民都可以、也有責任參加有關問題的研討。

對于“最小一攬子改革”，我的設想是：一個核心目標，四方面配套改革。這個核心目標應當是建立和完善競爭性的市場體系，而四項配套改革則包括財稅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以及國有經濟改革的正確定位和國有企業的公司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