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機制的“決定性作用”應該從何處開拓

全面深化改革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全文公布，60條“要改”幾乎面面俱到，但又多數語焉不詳，除了寬松人心以外，還激發了人們豐富的想象力，以至11月以后不僅官方的文宣活動，連海外的評論和國內民間思想界都幾乎被對《決定》的解讀所主導。而《決定》的60條盡管面面俱到，核心卻很明顯，那就是以“市場機制的決定性作用”來給中國經濟增加新的活力。

不過，中國的經濟改革至今已經基本向市場化方向走過了30多年的歷程，平心而論，如今的市場化程度已經相當高。在國內，雖然市長向老百姓施展權力（包括干預百姓交易的權力）還是不受制約，但老百姓被推向市場而不能向政府問責——即所謂“不找市長找市場”的程度已經遠遠超過絕大多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國際上，由于中國在血汗工廠打敗福利國家的格局下展現的競爭力，中國高舉貿易自由的大旗反對西方國家的保護主義貿易壁壘的格局也儼然已經形成。盡管今天一些西方國家仍然不肯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國家地位，但是說實話，市場化程度到底要達到何種程度才能算是“市場經濟國家”，在西方也遠遠沒有一定的標準。人們都知道在“西方”這個籠統的說法下各國其實差異很大，像瑞典那樣“社會主義黨”（過去我們都譯成“社會黨”，嚴格地說是不對的，西方所謂社會黨的構詞成分“社會”都是socialist而不是social）長期執政，號稱“從搖籃到墳墓”國家都要承擔責任的福利國家，和美國那樣偏重于自由競爭的國家，市場化程度的差異不可以道里計。而如果以“經濟體”論，比美國更市場化的還有中國香港，歷年國際上“經濟自由度（指市場競爭的自由度）”排名，中國香港都在全球最前列，把美國都甩在后面，而事實上在低稅負、對高基尼系數的接受度等方面，中國香港也的確超過美國。

但是，就是這個全球最市場化（或者按我們過去的傳統說法叫資本主義化）的香港，從某種意義上講其“社會主義”的程度仍然遠遠超過內地：香港早已實現了英國式的全民醫療保障，義務教育資源的分配也比內地公平得多，更不用說我們如今正在向其學習的廉租房（所謂公屋）制度等了。過去內地居民移居香港，可能主要是奔自由競爭、市場機會，或者說是奔“資本主義”去淘金的。可是這些年來，不僅香港資本家更愿意到內地“剝削”工人早已是常識，而且內地居民移居香港，也似乎已經變成主要是去尋求“社會主義”，即福利保障的了。我們看近年來關于內地移民的新聞：今天是奔著那里醫療、婦嬰保障去的大陸孕婦赴港生子潮，全港新生嬰兒8.8萬名，其中半數來自大陸孕婦；明天又沖著那里高水平的義務教育，內地過萬學童赴港讀書，可享受學費全免政策。全世界經濟最自由化、市場化與資本主義化的地方，在國人眼里尚且成了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所在，何況美國？更何況歐洲？更不用說北歐了。

當然，如果因此就說我們已經不需要推進市場化改革，也是不對的。近年來我國富人、企業家向境外移民和轉移資產之風愈演愈烈，說明不少人對市場自由、產權保障并無信心。而且有趣的是，中國香港這一經濟“最自由”之地由于太近還不保險，相比中國香港，我們的資本更愿意轉移到澳大利亞、加拿大這類高稅收高福利的“民主社會主義”地區，因為那里無論稅收如何重，起碼稅后財產是有保障的，沒有“強征強拆”，沒有“國進民退”，更沒有借“唱紅打黑”隨意抄家沒產的薄熙來方式。即便像徐明那種“紅頂商人”，在國內“權家通贏”、如魚得水，贏了之后也還要向外轉移資產不是？

企業家到國外最“社會主義”的地方去保全資產，老百姓到境外最“資本主義”的地方尋求社會保障，這兩種有趣景觀生動地說明了我們目前自由、福利雙不足的狀況。就福利不足而言，其實在很多方面我們已經比西方更市場化。世界上本沒有百分之百市場化的地方，我們與西方，至少是北歐那樣的西方真正的區別也已經不在于市場化的程度孰高孰低，而在于非市場的那一塊，在于我們限制市場化的機制和他們完全不同：限制市場機制的東西，在他們那里是福利國家、強勢工會、以NPO治理等方式體現的參與式民主、公眾環保干預等，而在我們這里則主要是國家壟斷、官僚特權、市場中的“裁判踢球”“權家通贏”等。

因此，中國未來的走向與其說是取決于市場化成分還有多大的擴張，不如說更取決于非市場的一塊怎么改革。我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中國，它的對立面應該并不是什么“自由市場經濟”，而是“封建市場經濟”和“官僚資本”。當然我知道“封建”這個詞歧義甚大，不過“左”這個詞可能歧義更大。過去官方說過“四人幫”時代搞的是“封建法西斯專政”，馬克思也指出，封建時代的特征是“通過如任意征稅、沒收、特權、官僚制度加于工商業的干擾等等辦法來捉弄財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330頁）。其實，皇權專制鉗制下的市場經濟，中國自古以來就不陌生，我們的改革當然也不是追求這個。“社會主義”這個定語放在市場經濟的前邊如果不是給改革打掩護用的，而是要真的成為改革的目標，就得用它取代“封建”。

換言之，中國真要朝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發展，擴大市場的作用當然也很重要，但是針對“市場經濟”前面那個定語下藥，走出“封建市場經濟”的陰影，多一點以社會平等、政治民主、公平正義、公共福利、民眾的公益干預為代表的社會主義，也很重要，而且現在市場化的程度已經很大，這些就尤其重要。在這種條件下市場化程度如果要進一步推進，就必須把過去限制老百姓的“不找市長找市場”變成限制政府的“市長不找市場找”：“市長”不能隨便找百姓收稅，而百姓有權找“市長”進行福利問責。落實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只能通過制約權力來使政府退出市場，而不是讓政府推卸責任把百姓拋向市場，或者反過來講，就是不能用擴大政府權力來擠壓市場，而要用增加政府責任來補充市場。“市場化”不是“去福利化”而是“去特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