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喜歡流浪的“老狗”

文：張潔

有位西方朋友問我：“你喜歡北京的家，還是喜歡美國的家？”

我認真地想了想說：“我喜歡流浪。”

他點點頭，似乎很理解我這么說的緣由，然后我們陷入了沉默。

換了其他人，可能會覺得我矯情。可誰能打從內里理解他人的人生？

也許這種取向，和我的經歷有關。從生下就遇到了戰亂，不是寄人籬下就是逃難，母親和我從來沒有家，都是暫時的、茍且的居所。從某一方面來說，這種經歷竟也是一個有益的

鋪墊。

正像毛夫人“抓”的樣板戲——《紅燈記》那出京劇里李玉和所說：“有了這碗酒墊底，什么酒不能喝？”

不過言之有理。好比男人勞作的苦功，幾乎我都能干：登高爬低、安裝電器、修理家具、扛活提籃……全不在話下。至于生活中的苦處：疾病疼痛，忍饑挨餓……即便背著人，我哼都不會哼一聲。

直到一九四九年以后，我們總算有了固定的居所，但從小打下的烙印，卻無法摳掉了。

誰有力氣清除一輩子積攢在靈魂上的灰塵（惡心點說是垃圾）？如果有人能夠做到，我算服了他。

自一九八二年開始，因為作品被很多國家翻譯出版，于是不斷被邀請訪問那些國家，特別是歐洲。對多國的訪問讓我眼界頓開，但也發現他人的招待雖然周到，甚至條件優厚、安排有序，各項活動卻很正式：正式的會議、著裝、宴會、采訪、與各種人物的會見……而我是個吊兒郎當的人，自由自在慣了，漸漸地，我開始另尋“活路”。

直到現在，我的英語還是洋涇浜英語，從中學到大學，學的都是俄語，而后又舍不得抽出時間學習這種世界通行語。能說兩句，也是多次出國耳濡目染的結果。“目染”？——我的意思是從肢體語言漸進到兩句洋涇浜。

不過從小就是愣頭青——可是，不愣頭青怎么往下活！

有了前面那些出國訪問的鋪墊，也就不憷頭帶著一口洋涇浜英語獨來獨往于各地了。反正我想，實在難得過不去，就去當地警察局，往他們的辦公室一坐，說“我需要幫助”，然后就賴在那里不走了。

據我觀察，那些國家的警察基本敬業。

幾年前，應作家祝勇之邀，為他的書寫過一個序，說是為祝勇的小說而寫，其實是為我自己。

“有人生來似乎就是為了行走，我把這些人稱為行者，他們行走，是為了尋找。尋找什么，想來他們自己也未必十分清楚，也許是尋找心之所依，也許是尋找魂之所系。行者與趨至巴黎，終于可以坐在拉丁區某個小咖啡館外的椅子上喝杯咖啡，或終于可以在香榭麗舍大街上走一遭，風馬牛不相及。行者與這個世界似乎格格不入，平白地好日子也會覺得心無寧日。只有在行走中，在用自己的腳步叩擊大地，就像地質隊員用手中的小鐵錘，探聽地下寶藏那樣，去探聽大地的耳語、呼吸、隱秘的時候，或將自己的瞳孔聚焦于天宇，并力圖穿越天宇，去閱讀天宇后面那本天書的時候，他的心才會安靜下來。 對于路上遭遇的種種，他一面行來，一面自問自解，這回答是否定還是肯定，他人不得而知，反正他是樂在其中。不過他是有收獲的，他的收獲就是一腳踏進了許多人看不見的色彩。”

在獨自游走中發現，流浪的最大愜意是誰也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誰，自然也就沒有了看我不順的人，和我不愿意摻和的事，實在是太太太地自在。

奇怪的是不論在哪個國家，那些說著不同語言的、流浪的野貓都對我格外親切，只要一聲“嗨”，它們絕對會走過來向我示好，這也似乎證明，前生我大概就是只流浪的野貓，而“流浪”之好，不過是今生對前生的延續。

這張圖片僅是其中之一，那天經過這一處老區，起先沒有一只貓仔，突然之間卻冒出八只之多，我便自作多情地想，它們是沖我來的。

我旅行沒有特別清晰的目的，只定出一個大方向，然后走哪兒算哪兒。喜歡乘坐大巴不但因為便宜，更因為它通常都會繞停靠的小鎮一周，這個繞行很好，可以看看該地是否值得游覽。如果第一感覺不錯，就下車待一宿，既省錢又有更多的機會游覽那些沒有被大款攪擾的地方。那些地方，既不能購買LV，也不能享用一千英鎊一瓶的美酒……但是別有洞天。

至于我都去過哪里，自己都想不起來了，大多的小鎮、小城——那些旅游者很少涉足的地方，只有一次，在西班牙的龍達，看見兩個人在斗牛場外隨地扔飲料瓶子，當時很奇怪：難道西班牙人也這么不文明？走近一看，原來是兩位服飾相當闊綽、絕對不是來自臺灣的同胞。 我汗！

到處流浪的一個副作用，就是午夜夢回，常常有幾秒鐘時間，不知身在何處。摸摸自己的床，再在黑暗中審視一下家具模糊的影子，想了想，才能知道自己是在哪里，可也沒有什么不適的感覺，然后接著再睡。

再一個副作用就是：跑野了。總想再次上路，可是年齡不饒人，我已經是七十大五的老人了，腿腳漸覺不便，再不能像過去那樣健步如飛，即便小伙子也沒有我走得快、走得遠。我說，那是你們太依賴汽車的緣故，而我是能不坐汽車就不坐汽車。就像很少參加應景的飯局。人說，不吃白不吃。我說，誰說不吃白不吃？你付出的是你的健康。固然已經難以找到沒有摻毒的食品，但飯館更不可信，自己加工至少可以盡量減少摻毒的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