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有人認為：莫言對“世界的藝術感知方式和表達方式，為我們的當代文學打開了一個新領域，其貢獻和影響是不可低估的”。莫言的藝術感知方式，已有不少專文論述，故不重復。這里想談一下他的藝術表達方式，說白了也就是他的語言藝術。莫言的文學語言，富有獨創性，極具個性特色。從他的創作實踐看，他的語言呈現出千姿百態的色彩：有些語言平白直露，有些語言艱深晦澀；有些語言具有心靈辯證法的藝術，語言所表達的思維層次跨度大，跳躍性強；有些語言又明顯地違背邏輯常理，使人難知所云，有些語言文雅風趣，有些語言又草率粗魯。一言以蔽之，他的語言優美和艱澀相間，高雅和粗俗雜陳。

《斷手》的語言基本是比較成功的，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莫言的語言特色：渾厚中透漏著圓熟，有自如地流暢也有生硬地梗阻。如蘇社同小媞從城里回來時一路上兩人心理活動、思想情緒和所見所聞的描寫。蘇社追求小媞，小媞又不明確表態，瞻前顧后，疑慮重重，蘇社卻想加快進度，盡早地穩定關系。路遇賣櫻桃老漢，蘇社想賤買櫻桃，既討好了小媞又在眾人面前炫耀了自己，一箭雙雕；誰知事與愿違：他這個對越自衛反擊戰中的傷兵遇到的賣櫻桃老漢是朝鮮戰場上吃過雪的斷腿英雄！便宜沒撈到又挨罵受辱，小媞無地自容騎車獨自離去，蘇社也悻悻而歸。路上招手想攔拖拉機別人又不買茬。于是林中的蛁蟟聲成了他洗滌羞辱的泉水、發泄憤怒的緣由。如同銀環離開朝陽溝時看野花也對她皺眉搖頭一樣，失去了小媞，可以賞心悅目的蛁蟟聲無端地引起他滿腔憤慨，恨不得把蛁蟟碾死，似乎非如此不足以泄氣。作家寫道：蘇社“心里想著把它砸成肉醬的情景，人卻在路上疲憊不堪地走”。寥寥數字，揭示了人物從身體到心靈的不同層次，只有真正理解自己筆下人物的作家，才能恰到好處地，把人物行為和內心分開，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對人物作不同層次地描寫。心里想著報復蛁蟟后的勝利，當然也就沒有了煩惱和憂傷，班門弄斧的羞愧，被情人甩掉的苦惱，長途跋涉的疲倦、困頓，被小小拖拉機手拒絕的憤怒、不平，都在蛁蟟的肉醬前平息、消失、化為烏有了。他的心靈得到安慰，精神感到極大滿足。按理，精神可以變物質，人走在路上不應該再有疲憊的感覺。可惜，內心的得意只是他心造的幻影，碾死蛁蟟的描寫，想象僅是畫中之餅。這種近似托爾斯泰心靈分析法的語言，純熟道地，足堪稱道。同是這篇《斷手》寫到小媞在林中懷著憂郁地心情去看太陽時，結果就出人意料了：“太陽是黑的。太陽是白的。太陽是綠的。太陽是紅的”。這顯然于事理就不通了。我們承認顏色本來有一定的模糊性，但是這種模糊也有一個界限，即事物發展的一定的“度”。我們承認由于人們的感覺、心境、情緒的不同，同一時間觀察同一事物會得出不同的結果來，但太陽充其量也只能是紅與白的變化，絕不會有黑白紅綠多種色彩。也許小媞一陣眩暈，眼睛發黑，經驗告訴我們：即便如此，也只能感覺太陽光的暗淡，絕不至于變成一個大黑點。

李清泉先生在談到《紅高粱》中羅漢大爺的死時說：“我閱讀到這一部分時毛發聳立、有點慘不忍睹的。……它對于人的神經刺激過于強烈，久久不能消散……這當然不是不能接受羅漢大爺的死，而是不能接受凌遲的具體細致的過程描寫。”我很贊同李先生的觀點。由羅漢大爺的凌遲，使我想到莫言小說中別的一些細節描寫。如《筑路》中孫巴釣狗，接下就有細致具體、惟妙惟肖的剝狗全過程的描寫，包括狗皮如何張掛在墻上，都繪形繪色。我曾想，對一張血淋淋的狗皮，對一具骨肉畢現的死狗，費筆墨作那么詳盡地描寫，能有那種必要嗎？又有何美可言？當然筆者并不一概地反對這種具體描寫。比如張煒在《秋天的憤怒》里就寫了李芒看岳父肖萬昌吃狗的細節：如何啃狗的脖根、腦袋，怎樣吸狗的骨髓、腦汁等，局外人看罷會從肖萬昌的滑稽中看出他的貪婪，李芒卻毛骨悚然，暗暗吃驚！因為他岳父正在一點一滴地、有形無形地吸他的骨髓啊！這一切又是書中人的感觸、震動，并非是作家把鮮血淋淋的狗肉推給讀者。

此外，《狗道》中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描寫。如日本兵被刺傷后，露出白瘆瘆的骨頭，作家接著說：“血流得不均勻，時粗時細，時疾時緩，基本上像一串連續出現又連續消失的鮮艷的紅櫻桃。”當年古戰場，四十六年之后人們舊地重游，當年被日本兵殺害埋成的“千人坑”，如今尸體不復存在，只剩下一些頭蓋骨，于此處作家則寫道“各種頭蓋骨都是一個形狀，密密地擠在一個坑里，完全平等地被同樣的雨水澆泡著……仰著的骷髏里都盛滿了雨水，清冽、冰冷，像窖藏經年的高粱酒漿”。如果說，作家對羅漢大爺凌遲的描寫只是把慘烈的事物陳現給讀者的話，那么這兩處描寫則如同蒼蠅拌飯端給客人。看到櫻桃即使吃不到嘴，也會流口水，面對開窖的酒漿，只能給人以痛飲的欲望。無論怎樣理解，一個正常的人當看到別人流血的時候，不管這個人是誰，哪怕是兇手、仇敵，甚或只是一個動物，也不會因看到鮮血流淌而饞涎欲滴；無論怎樣饑不擇食的旅客也不會端起死人骷髏里的水當酒喝。更何況面對四十六年前的先烈，后來者本能地還應有敬慕和尊崇之情呢！

作品應該創新，語言需要獨創，但任何創造都只能是對傳統的揚棄，不是也不應該是隨心所欲地制造。文學作品從人物到語言的一切創新，都必須考慮到整個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對人們的影響和熏陶，這也許是東方民族傳統的文化氛圍吧！這種獨特氛圍中形成的中華民族傳統的思維特征和心理定式，勢必制約或影響著人們對文學作品的接受、欣賞和評品，這就是為什么中國的讀者歷來認為大便不能入詩的原因。理解了這一點，大概就可以明白了人們對流淌的鮮血和排列著的骷髏何以不那么欣賞。

應該承認，作家刻意求新的主意原本是好的，一個作家要立志形成自己創作的獨特風格，在尚未達到爐火純青的程度時，顧此失彼是很常見的事；不論是對任何一個作家，讀者橫挑鼻子豎挑眼原本是正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