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宏杰寫曾國藩的笨，他確實不算天分多高明，但也是少年成名，雄心很大，這樣的心志，往往難以耐住瑣屑，做事不能精細如發。
他轉學朱子，“立乎其大者，若不輔以朱子‘銖積寸累’工夫，則下梢全無把握”。
對朱子，胡適有過一個評價，說朱子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十五六歲時就研究禪學，中年以后才改邪歸正。他說的改邪歸正，是從追求靈光乍現的絕對智慧，轉向“寧詳毋略，寧近毋遠，寧下毋高，寧拙毋巧”的世俗學問。
這就是胡說的“有絕頂聰明而肯做笨功夫的人才有大成就”。
老曾對“笨”字有種言若有憾、實則喜之的看法：“吾輩讀書人大約失之笨拙，即當自安于拙，而以勤補之，以慎出之，不可弄巧賣智，而所誤更甚。”
他一輩子強調勤與恒。說天下事，無論什么，要做成樣子，必須有兩樣，一是規模，一是精熟，兩樣都從勤與恒中來。
這兩個字我小時候一聽就要打瞌睡，上學后天天都得抄類似的格言交作業，到后來很多年都討厭別人的道德教訓，覺得頭巾氣重。
因為在我當時的理解里，勤與恒無非是一種外界加之于身的教訓，要磨掉一個人所有趣味的規范。
后來才理解沒有什么靈心一動、當下了悟的真理，甚至在藝術上，也是費里尼所說，“為了逾越常規，才需要嚴格的秩序”。
這個秩序都從勤與恒中來。
但我一開始看老曾給的通道，實在是覺得沒勁。他說，過高的道理都近于矯或偽。所以要想勤與恒，就從兩點做起，“不譏笑人，不晚起”，這兩點真是平實近于迂。
他說，一輩子從這兩句中受益良多，可去一切驕慢虛妄。這話誰都懂，覺得也不怎么高明，后來才覺得，他的厲害之處在于踐行終身。
學英文時，老師說過一句話，什么是天才，天才就是持久不斷地忍耐。當時大家笑。看老曾談他運筆之道，才理解人的心性必須這樣如磋如磨，像粗糙之米，再舂則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則精白絕倫。
往年苦思力索，幾于困心橫慮，但胸中有字，手下無字。近歲在軍，不甚思索，但每日筆不停揮，除寫字及辦公事外，尚寫字一張，不甚間斷，專從間架上用心，而筆意筆力，與之俱進，十年前胸中之字，今竟能達之腕下。
我和宏杰兩年間也常常以“恒”相勉，一起學這個學那個，想著能像老曾說的，朋友之間互相箴規彼此挾持，甚至開個專門的學習博客相互監督，一上來都很興奮，恨不得大步往前，到現在相當一部分都放棄了，這個字是真難。難怪老曾說：“用功所以無恒者，皆助長之念害之也……此事萬非疲軟人所能勝，須是剛猛，用血戰功夫，斷不可弱。”
沒有這個，靠強烈的目的性，靠一時興起，很快就放棄了。
慚愧中理解老曾說的，決定成敗的，不在高處，在平處，不在隆處，在污處。全看人能不能在棘手之處，耐得住煩。
除此無它途。
九
看完宏杰的書稿，我問他：“你想過嗎？為什么你從朱元璋寫到了曾國藩？”
他想想說：“沒有。”
我說：“也許歲月讓人從批判走向了建設。”
一旦走上這條道路，路就永遠沒有盡頭。在這條路上，種下的每一棵樹，也許深深植下，卻被連根拔起，但是也沒有別的辦法。就像老曾一直說人想要有所樹立，必須從不妄求人知開始，“但問耕耘，莫問收獲”。至于結果如何，他寫信給好友郭嵩燾，說：我曾經把功業之成敗，名譽之優劣，文章之工拙，都放在“運氣”這一囊之中，久而彌信。
這也算是命吧，以至于他半玩笑半認真地讓人在他死后，在墓前刻上“不信書，信運氣”。
這話里有無限心酸。
老曾當年是好名之人，把自己的清譽放在性命之上，愛惜至極，后來明白“大抵任事之人，斷不能有毀而無譽，有恩而無怨”。
體制內的改良者，大都經歷過這樣的處境，像蔡元培說的鍋里的小魚，“兩邊煎”。政府覺得你不忠誠，老百姓覺得你是走狗，保守者覺得你動搖根基，激進者覺得你遲滯迂緩。總是兩邊都罵你，什么好也落不著。
臨終前兩年，處理天津教案，原本以他為榮的湖南同鄉，視他為奇恥大辱。在北京的湖南會館，不僅他的“官爵匾額……悉被擊毀”，就連他的名籍也被削去。一個舉子寫了一副對聯：“殺賊功高，百戰余生真福將；和戎罪大，三年早死是完人。”
老曾只能橫下一條心：“但令大局不致從此決裂，即為厚幸；一身叢毀，實由智淺不能兩全，亦遂不復置辯。”
百年來，對他的毀譽都很極端。他被認為是完人，也被認為是賣國賊，被認為是圣徒，也被認為是劊子手。
真與偽是大敵，真卻永遠兩拳空空，無所依恃。
但這個湖南人明知不可，仍以一身霸蠻之氣而為之，“吾輩自信之道，則當與彼賭乾坤于俄頃，較殿最于錙銖，終不令囊獨勝而吾獨敗”。
老頭兒長相樸拙如農夫，一輩子儉苦無已，隨手一只青藤箱子，身上的長袍上有油漬，沒有任何精英面目，視之甚至讓時人輕賤。但就靠一根窮骨頭，養活的這一點春意思，卻能在中國大地上漸流漸廣，代代都有中國人，如梁啟超那樣，從他身上得到建設之力，“為之不已，將有可時，若其不為，則天下事固無一可也”。
曾國藩形容過這種力量，“風之為物”，試圖把握它時，像是空無一物，試圖鉗制它時，像是很容易衰落，但是“及其既成，發大木，拔大屋，一動而萬里應，窮天人之力而莫之能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