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現在得到了充分發展，享受著各種各樣的權利，包括不受權威妨礙做“自己的事”的權利。凡是活著的生物都有權利，包括非法移民、學童、罪犯、嬰兒、植物和動物。這種經過長期斗爭得來的普遍獨立是西方的一個突出特征。解放是這個時代可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主題。當然，為了防止我的權利侵犯你的權利，同時也需要越來越多的限制。

與其平行的另一個主題是原始主義。擺脫先進文化的條條框框的渴望一次又一次反復出現。它是宗教改革的一個主要動機，后來又通過對“高尚的野蠻人”的狂熱崇拜再次出現，那是遠在據說是“高尚的野蠻人”一詞的發明者盧梭之前的時候。信條簡單的野蠻人身體健康，道德崇高，心情平靜，比必須鉆營欺騙才能發達的現代人優秀得多。18世紀晚期，人們找回了這種烏托邦式的希望；19世紀晚期，它反映在愛德華·卡彭特所著《文明產生的原因及其對策》之中。到了20世紀60年代，這種思想則表現在年輕人的反叛中，他們有的組織公社，大家在一起過簡單的生活，有的是“花孩兒”（Flower People），堅信愛是足以聯系一切的社會紐帶。

我們這5個世紀中共有10到12個這樣的主題。它們不是歷史“動力”或“原因”，而是隱藏在事件或運動后面的愿望、態度或目的，有的體現在長期存在的制度中。指出這種主題的一致性和連續性不是為了像馬克思、斯賓格勒或湯因比那樣提出一種新的歷史哲學。他們認為歷史由一股單一的力量向著一個單一的目的推進。我仍然是個歷史學家，也就是說，是個講故事的，試圖解開男男女女和青少年（千萬不要忘了青少年）的行動所織成的錯綜復雜的故事情節。他們的愿望就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前進的結果則由于客觀情況的干預而無法預料，而且也不可能只有一個結果。

因此，故事講的不只是事件和趨勢，還有人物。敘述中常常出現人物素描肖像——有的想必是家喻戶曉的名字，但更多的是被忽略的人物。我們當然會看到路德、達·芬奇、拉伯雷和魯本斯，但也會看到納瓦爾的瑪格麗特、古爾奈的瑪麗、瑞典的克里斯蒂娜，還有那些年代中其他和他們一樣的人。他們是作為人出現的，而不只是參與作用者而已，因為歷史首先是具體詳細的，不是籠統抽象的。史學家在復述許多事情時提出籠統的概論，確定這樣那樣的“時期”和“主題”，其實不過是為了方便記憶。所述材料本身是曾經活著的人的思想和行動。

但是為什么說這故事要結束呢？當然，它并不是真的停止或完全毀滅。衰落這個詞指的只是“減弱”。它并不意味著生活在這個時代中的人喪失了精力、才能或道德觀念。正相反，現在是一個非常活躍的時代，充滿著深深的關切和憂慮，又有著它特有的躁動不安，因為它看不到清晰的前進道路。它失去的是可能性。生活中藝術的各種形式已經用盡，發展的各個階段也已走完。制度的運作艱澀困難，造成的重復和失望讓人難以忍受。現在的主要歷史力量是厭倦和疲乏。

有人會問，史學家怎么會知道衰落何時到來呢？我認為，這是從人們對弊病直言不諱，為新的信念上下求索中看出來的。近來在信奉基督教的西方興起了幾十種教派，有佛教、伊斯蘭教、瑜伽、超脫靜坐、文鮮明博士的統一教團，還有許多別的教派，有的熱誠地宣揚集體自殺。對不信教的人來說，過去的理想似乎已經過時或永無實現的希望，講求實際的目標變成了依靠暴力行動來維護的信條，像反對核戰爭、全球變暖和墮胎；保護環境及其動植物不被人使用(“讓狼回來!”）；提倡有機食品，反對加工食品；還有對科學技術的不滿；等等。激勵著所有這些反對情緒的力量是回歸原始主義的沖動。

這樣的事業給一個停滯社會中人們采取行動的愿望提供了發泄的焦點。在每一個城鎮、郡縣或國家，政府為了公益事業準備做的大部分事情一經提出立即遭到抵制。一個項目無論多么合理，總有不僅兩個而是三到四個有組織或臨時拼湊的團體提出同樣合理的反對理由。結果是一種對現狀的普遍敵意。由于這種敵意，人們頻繁使用反（anti）或后（post）這種表達輕蔑意思的前綴語（反藝術，后現代主義），并許諾要重新發明這個或那個制度。人們希望只是通過丟棄現有的東西就會產生新的生命。

作為一個論點，姑且說“我們的文化”要完結了，那為什么選過去500年這一段時間呢？哪些因素使這一階段成為一個統一的單位？1500年作為起始是約定俗成的：教科書一直以來都把這一年稱為現代的開始。在本書的前6章中，幾乎每一頁里都看得到這樣確定的充分理由。讀者順便會注意到“時代”在這里用于500年或更長的時間——足以使一個演變中的文化發展它的各種可能性；“時期”或“年代”則指一個時代內較短的有明顯特征的一段時間。

如此嚴格區分可幫助澄清這方面的混亂。“現代”有時被用來指包括中世紀以來的時代，有時又指“現代主義”濫觴的時期；但對于現代主義的起始日期又眾說紛紜，一說是1880年，還有的說是1900年或1920年（713＞)。本書對現代的劃分不同于大學的通史課本。從文化的角度看歷史需要不同的組合。大致說來分為三段時間，每段約125年，帶我們從路德到牛頓，從路易十四到法國大革命的斷頭臺，再從歌德到紐約軍械庫展覽。第四段，即最后一段，講20世紀剩余的時間。

如果如此分段需要解釋的話，可以說第一個時期——1500~1660年——圍繞的問題是宗教中應當信什么；第二個時期——1661~1789年——主導問題是如何確定個人的地位和政府的模式；第三個時期——1790~1920年——思考的是以何種方法來實現社會和經濟平等。最后的時期是所有上述努力混合產生的后果。

那么，什么是一個新的年代的標志呢？那就是某個目的具體表現的出現或消失。看看窗外，還有公告傳報員嗎？圍觀縱狗斗熊或在貝德勒姆瘋人院門口哄笑的閑漢還在嗎？再者，現在還有誰用“高貴”這個字眼來夸獎人或像羅斯金一樣形容藝術的類別？再來看看新書的獻詞，怎么沒有對某某王公連篇累牘的阿諛奉承了？這每一個現已不存的現象都是變化的標志，無論在技術、道德態度、社會階層還是對文學的支持方面。

對這種情形，報紙愛用“歷史的垃圾箱”這個說法。它們以為這個概念是從卡爾·馬克思那里借來的，其實是一位英國作家和下院議員奧古斯丁·比勒爾提出來的。檢視一下這只垃圾箱，會發現它遠不如人們想象的那么滿滿當當。過去5個世紀里，重復和復古屢見不鮮。舉個例子說，只要看看近來對《圣經》經文和耶穌生平的求知興趣就可以說明問題。或者可以想想另一個應該扔進垃圾箱卻被忽略了的東西：報紙的星相專欄。模式間的競爭很少以完全的勝利告終，敗者仍得以生存并斗爭不止，對立方永遠存在。

上面講了許多西方的經歷：它毫無顧忌地包容不同的民族，熱切地吸收奇異的新事物，它的主要哲學流派不停地彼此沖突，它多次發生深刻的變化，深刻得足以造成特征明顯的不同年代。在這之后再說西方文化500年來始終繁榮似乎有點兒互相矛盾，但實際上并無矛盾之處。整體并不意味著一致，而特征和變化是相宜的。一個人從嬰兒到老年始終是一個整體，這一點無可置疑。另外，在一場內戰中，雖然交戰雙方所有的政治和社會紐帶都已切斷，但堅韌的文化之網仍把它們連在了一起。雙方都處于同等的文明水平。它們有相似的家庭結構、政府形式和道德標準，用的是同樣的武器，有相似的帶兵方法，穿的是同類的制服。它們都頒發軍銜，高舉自己的旗幟，而這種做法只有一種共同的意義。

最后一個問題：思想真的有力量嗎？總有人對思想在歷史中的影響持懷疑態度。懷疑者說：“藝術和思想應當放到恰當的地位。伊麗莎白一世對現代英國人日常生活的形成所起的作用比莎士比亞要大。”如果這位批評家對他舉的這個例子了解得更多更深的話，就應該知道伊麗莎白一世一個主要的棘手問題就是如何應付思想的威脅；這些思想來自她治下剛皈依新教的子民，他們正在和同樣是以思想支配行動的天主教徒同胞們進行論戰。

另外，如果看起來過去5個世紀的文化是個整體的話，還要歸功于頑強的記憶，佐以對記錄執著的保存。我們對歷史特有的態度和我們引用歷史作為論據的習慣，把事實變成了充滿力量的思想。這種利用過去的做法正可以追溯到宣示現代到來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