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迅還是個小女孩的時候
她站在啤酒桶或者音箱上唱歌
給北方的夜晚帶來許多快樂
后來她在一個個劇組間穿梭
在最強的戲劇性里生活
感受并掏出最濃烈而濃縮的情感
自從少小離家
最日常的那部分生活
什么也沒發生的平凡日子就被抽空了
而這種“最平常的日子”
在疫情蔓延的幾個月里不期然地來臨了
她如一個旁觀者
慢悠悠地向我們講述了那幾個月里
被她“重新發現的日常“
當你面對周迅時,你會以為自己在電影院里。即使是私下交談,她也要動員全身器官一起講話,眼睛、眉毛、手指、腳尖,小短句輕盈跳動,是穿墻越壁的風。有時剛起個頭兒,講了半句話,知道你聽懂了,她會睜著大眼睛點著頭,然后開始講另一句話。我們似乎已經熟悉了周迅的所有品質,我們從和她輕如一朵焰的個性類似的角色中看到她,也從符合她怪異趣味的離奇角色中了解她。但我們并不熟悉她最日常的一面—甚至她自己也不甚熟悉。
“其實我不大會過日子。從小一直在劇組,常規的日子就會覺得特別的平淡,沒有那種情感的起伏,拍戲它還是荷爾蒙很濃啊。平常的生活,沒有那種大起大落,什么都沒發生的日子,我不知道該怎么辦。我去找我的好朋友陳國富導演:我能不能看你一天,你是怎么過日子的?你給我一個reference。”
而這種“最平常的日子”在疫情蔓延的幾個月里不期然地來臨了。重新啟動工作的第二個月,在上海黃浦區一條老街的影棚里,周迅慢悠悠地講述著那幾個月,她“重新發現的日常”。
“剛開始的時候也會覺得,這個疫情到底多久能結束,這種封閉的生活能不能承受,會不會無聊,從來沒有這么長時間停下來過,自己沒有試過這個樣子(生活)。以前覺得我不拍戲、不工作我肯定不行的,很難承受平淡、無聊。但其實真的停下來,發現日子并沒有你想象的那么無聊,也沒有想象的不能過日子。”她也會每天看新聞,關注武漢,關注每一個被疫情影響的城市和人,但能切實操心的是幾天倒一次家里的垃圾,每天幾點鐘在小區的買菜群里訂食材,有時會有鄰居跳出句“我這兒有凍海鮮,你們要不要買啊?”大家會很開心......日復一日,她發現自己能待住,還挺能待,有點意外。
“我們家是非常安靜的,也不會每天聊天,也沒人來打麻將,非常安靜的一個家。我父親就喜歡在院子里種種東西,每天澆水、打理,母親也是,我母親非常非常勤勞,家里一塵不染的,她總在掃院子。下午一起看看電視,散散步。吃飯的時候會聊聊最近發生了什么,父親比較關心國家大事,新聞里有什么啊,這個又說啥了呀,那個城市又怎么啦,母親就會聊菜多少錢啊,物價是什么樣啊,今天這個菜是咸了淡了,這個鹽放得怎么樣,這個醬油又怎么啦......這些以前我也沒辦法聽得特別明白,不是很上心。但這四個月下來,我覺得每天聽她說說這個菜多少錢,今天的辣椒辣不辣,菜燉得入不入味兒,我們明天要做什么吃......挺珍惜的。和父母這種很日常的相處,很長很長時間沒有過了,就是一種‘在一起’的時間。”
四個月,她好像只當作一天來過,因為每天都做一樣的事兒,每天都是重復畫面。
近些年,她越發希望和父母在一起,拍戲時都會把他們帶在身邊,一部戲,再一部戲,她覺得像“游牧民族”,一家人“這去一下,那去一下,這兒搭個帳篷,那兒睡個覺。”但這四個月,才算是扎扎實實補上了和父親母親缺失了許多年的親密相處。她發現和父母的情感是“這個世界上唯一且復雜的情感”,“這個世界上跟你最親密的兩個人,這個情感只有你們三個人才能體會的,你也說不清楚。我只能稱它為復雜的唯一性、唯一性的復雜。”
被重新發現的還有對父母最深刻的依賴。她習慣晚睡,每天都會被嘮叨“早點睡啊”,凡事被當成小孩兒來對待。她喜歡那種氛圍,也會留意關注父親母親的種種片刻,在蒙蒙亮的早上打掃,在午后的陽光里打盹兒。
她開始有意識地記錄這一切,每天吃飯、聊天都會錄下來。“已經錄了很多了,我想留著。”“當時武漢那種狀況,每天有很多新聞,很多人親人就走了,人生的變化真的是很無常的。我十幾歲出來,中間那段時間真的是缺失,很多小孩兒都是這樣的,出去讀書、工作,也有很多像我一樣離家比較遠的。對我來講,這段是特別珍貴的一段時間。”
她忽然意識到,自己當下的年紀就是父母當年放手讓她出門闖蕩的年紀,覺得他們真的挺偉大的,“‘你去吧,去吧’,他們從來沒有要求我必須留在身邊,或者必須要去干什么,除了必須要去做一個善良的人。對我的決定他們從來沒有猶疑過,一直都是支持,支持。”
像是突然回到小時候,父親在陽臺種花,母親炒菜的當兒,父親站在她身后一直扇扇子,小周迅就每天跑到樓下的電影院看電影,銀幕上一張張動人的臉......而那四個多月里,她把去年的國產電影、電視劇幾乎都看了一遍。當年的記憶和如今的日子,像是影像重疊一般,恍若見面,又恍若不見,讓人恍惚—時間的發展是否真的是單向性的。
她也開始抽離出來反思自己這二三十年的生活,“我不是說我這些年拍戲不叫過日子,那也是屬于我的日子,但真正煙火的日子,好像想想,為什么沒有這個時間?”
她發現自己表演的養分,更多是來自從小看的電影、劇集、紀錄片,而不是人們慣常所謂的“生活”。“我也不知道之前我為什么一直這么忙,可能對演員這個職業、對生活完全沒有特別細致的思考,就是一部接一部地拍,不斷地看東西、不斷地從各種作品里吸收。做演員不是要從生活里來嗎?但這幾年,作為演員,也沒有退步。
聲名也是一重障礙,如今能出門了,她又不再是家里的女兒、每天看電影的姑娘,她又成了“周迅”—人們疫情里剛建立起的戴口罩的習慣她早就習以為常—又要戴著口罩,不能去人多的地方。“你想去體會各行各業,但現在已經是不可能的一件事了,真的不可能,比如你給我放到送快遞的、外賣的工作環境里去,我也得不到真正的快遞員的生活。”至于另一層遺憾,“其實現在這樣的作品也不多,劇本是關于這么生活的東西其實不多。”
這段緩慢的日子里,關于表演、生活,以及生命中最親密深刻的情感,在她腦子里蕩來蕩去。沒有出門,感受卻飽滿而豐盈。
在一段停滯的時間里,像是拉開了與自我的距離,拉開了與濃烈情感的距離,拉開了與自己職業的距離,反而重新發現了所有東西最樸素而本質的部分,她像那部拍攝自己家庭生活的攝影機一樣,成了周迅的生活的“旁觀者”,在緩慢的凝視里,發現了更完整的自己和生活。
她還旁觀了鄰居曹保平導演的后期剪輯工作,那部電影也是《李米的猜想》十年后兩人再度合作的作品。過了嚴格隔離的時期,她每天吃完中飯就跑到曹保平家看他剪輯,“聽他和剪輯師、編劇討論,對我來講是很愉快的,一坐就是一下午,就看,很快就天黑了。從演員的角度,發現你還是應該對每一場戲、每個鏡頭都更苛刻,又加深了你對這件事兒的認真性,因為到后期剪輯時如果(鏡頭)挑不出來,就真挑不出來了。你就知道,以后在現場就得更加努力地把導演需要的每一個景別、角度都給他演到,而且盡量別重復,你哪怕有一些小小的變化,他可能就會挑出來放到哪個地方,有用的。我不知道這算不算導演視角,算是獲得了幕后視角后,對于幕前表演感受上的變化吧。”
去年,周迅跟著《奇遇人生》到日本探訪患有阿爾茲海默癥老人的家庭,那是她第一次清晰地意識到自己在一個旁觀者的位置能感受到多么豐富的東西。“我自己對阿爾茲海默癥就很好奇,我覺得人最珍貴的就是回憶,但回憶都沒有的時候,人是什么狀態?他身邊的人呢?”
那些天,她覺得自己在看一部沒有銀幕的電影。“我的視角像一個攝影機,對著他們的生活,有些時候我有點分不清是現實還是電影。當他們說起他們的家,幾乎整個一輩子的過程,基本都濃縮進照片里,照片就是他們以前所有的日子。后來去老人院看到那位老先生,問他知不知道旁邊的女士(他太太)是誰,他唱起歌來,唱‘秋天是我的愛人......’,我當時真是嚇到,真是電影里寫不出來的,你真不知道他是湊巧,還是他真的想起了什么,因為已經沒法去確認了。那個觸動,它也不像撞車一樣那么猛烈,但我有點分不清......到老人院,你就看到最簡單的一張桌子、一個床、兩個凳子,那么多老人家,有些已經幾乎不能說話了,我以前去過老人院,但沒有去過阿爾茲海默癥的老人院,你會覺得自己在一個外星球。人老之后會變成另外一個樣子,包括他們的行為,又生了病。但是他又和你在同一個星球。對我來說,那個觸動就太大了。”
所有這些旁觀的觸動,最終導向一個周迅式的純真而美好的啟示:“樂觀啊,真的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態度,因為人總是越來越走向衰老,邁向死亡。而且你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幸運或者倒霉,那種復雜性、多樣性,到現在,我理解到人的多面性、社會的多面性、生活的多面性,樂觀真的是太重要的一個品質了,你必須要樂觀。”
想起去年初采訪她,她說自己是很悲觀的,希望獲得一種轉念的能力,不要長久地沉溺在悲觀的感受里,她說她要訓練這種能力。如今她舒展又輕快地說,“我是悲觀的。但就再一次確定要樂觀地生活。”
要面對一個包含諸多自我判斷的職業,就需要去不斷確認那些與生命本質有關的東西。長久地習慣于被關注、在聚光燈下、在中心里,周迅發現自己很喜歡作為旁觀者的位置,“其實我的性格,我在朋友里面基本上是屬于聽的那個。作為旁觀者能感受到的可能更多,因為那不是我的生活,我的生活可能需要另外的旁觀者來看我,自己有些時候是看不到的。”而如今,她像是獲得了復眼,也開始旁觀自己的生活,旁觀那些什么也沒有發生的日子,去記錄,去感知。
在一段停滯的時間里,周迅反而重新發現了所有東西最樸素而本質的部分,她成了周迅的生活的“旁觀者”,在緩慢的凝視里,發現了更完整的自己和生活。
復工快兩個月了,周迅希望控制自己的節奏。第一個工作是去《向往的生活》,和老朋友在一起,柴米油鹽,像疫情生活的延續。接著是和曹保平導演對談,還是和朋友在一塊兒聊天。
拍攝雜志封面這天,在仲夏的上海,周迅換了八套衣服。她穿著那條褲腳拖地半米的褲子走進影棚里時,像個娃娃。換上一條有透視效果的黑色長裙,在久石讓的音樂里。望向鏡頭時,她對周圍工作人員每一個特殊的動作、神情都很敏感,大聲笑說“都在我視線內”。等光的時候,她晃著腳尖,思緒飄了出去,在背景墻上留下一個遺世的剪影。燈光亮起來,她忽地一轉頭,是小貓的神情—她像在家里的客廳一樣自在。
“我現在希望是慢悠悠的。你看我今天拍攝也不急,就是慢悠悠的。”
她希望工作的整個節奏也都再慢一點,留出更多時間去學習那些一直感興趣卻沒來得及學的東西。年前她跟海報設計師黃海說,“我跟你學海報吧”,立刻買了好多海報設計的書回家做功課。她還想學剪輯、配樂,各類后期制作的技術,疫情里看著曹保平剪片子是個讓她喜悅的開始。哪個導演朋友拍戲了,她甚至想去跟片場,不是作為演員。“我現在想學,學不一樣的東西,看什么,學什么,都是好的。”
以任何一種方式、從任何一種角度去接觸電影,似乎都會讓她立刻快樂起來。她還是小孩子時,光影就選中了她,讓她沉浸其中,而她也一直在從事與光影有關的工作。如今談起最愛的電影,她脫口而出的理由還是那些在她小時候就最打動她的東西,口味不曾變過。
她還愛著拍《戀愛中的寶貝》時看的《永遠的一天》,“感覺是非常淡定的一部電影,能看到整個人生,從剛上來的第一個鏡頭,咖啡杯,男主角拿起來喝咖啡,窗簾,那個音樂......直接就把我給帶進去了。”她喜歡《驚情四百年》的氛圍,喜歡哥特風格,有一點鬼魅,又好美。她愛《大象》的攝影和敘述方式,“鏡頭一直跟著男孩兒的背影,跟跟跟,咔,又換一個人跟......那個鏡頭感,非常喜歡。”《羅馬》首先吸引她的也是攝影,“第一個鏡頭,就覺得‘哇’,水一直在那兒掃,飛機飛過,鏡頭再起來,在房間里轉180度。還有生下一個死嬰,就一個鏡頭放在那兒,你像看紀錄片一樣。后來戰亂,鏡頭搖上來,男人跑進來,鏡頭再轉過來,女人拿著槍,放了它—那一下,哎呀,舒服!那個運鏡太特殊了。”
她覺得自己是最原初的那類影迷,最先打動她的總是光影和鏡頭的沖擊,很快、很強烈,而不是故事或者邏輯。“還是保持著小時候的偏好,打動我的其實都是很小的點。整個故事邏輯我可能沒有那么的清晰,但是你一個故事說得好,它一定是很多細節的點讓你覺得‘哎喲’。像一個停車位在那兒,你‘唰’完美地停在那兒。”
如少時一般,她還是通過電影與情感來感知這個世界。
如果說哪里有些微的變化,這一年多,她覺得更舒展了。更容易確定自己愿意做的事兒,去做讓自己開心的事兒,全憑自己的口味去生活。“你要把每種菜系都吃過,才知道自己最喜歡吃哪種菜嘛。這是小時候沒有的,需要有一個時間去經歷、去品嘗。”
說起自己偏愛的人生階段,她的答案是曾經的周迅式的,也是當下的周迅式的,“我雖然不記得,我覺得我可能喜歡我嬰兒的時候吧。我看我干兒子每天吃、睡、玩兒,什么也不用想。但就像我們剛開始聊到生命無常這個東西,每個階段都會過,每個階段都會消失,每個階段也都會來—如果你有幸活到那個階段的話,并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經歷生命的每一個階段的。所以還是迎接它來,不要老在以前待著,那真的已經過去了。”
去年年初的冬日里,她說自己做了很多新的嘗試,拍了很多不同類型的電影,想要“把自己給破了”,因為到了一個階段,不破不立。
這個夏夜,她柔軟又輕盈地坐在沙發里,談起點滴,盡是珍惜。她在乎的事本就不多,也幾乎沒有極度執著于什么,而她珍惜的人和事,始終還在珍惜著。
當自己和自己的世界都更清晰地呈現在眼前,一位充滿天賦的女演員用新生的復眼旁觀到了自己擁有的比天賦更寶貴的東西。這中間所歷經的,也許就如父親常對周迅講的那八個字:飲水思源,順其自然。
黑與白存在于光影之間
釋放于明暗忽變之時
用經典鐫刻時間
CHANEL J12腕表問世20周年
是對光陰的致敬
20年前,J12在制表界掀起一場革命,掀起陶瓷腕表旋風,被譽為21世紀腕表的新經典。2003 年以白色精密陶瓷亮相的J12,離經叛道,卻大獲成功,引領了白色腕表熱潮。與此同時,黑與白亦成為制表界無可替代的經典設計元素。
這20年,J12腕表將獨到創作理念與精尖技術相結合,顛覆制表界的傳統設計語匯,先鋒大膽,創意十足。它超越了品牌的范疇,領導了整個制表業的設計美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