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涇渭分明。要前途還是要真理,成為擺在少數(shù)人面前痛苦的抉擇。大多數(shù)人,正如劉索拉在中國當代小說的開山之作中所說的:“你別無選擇。”精英群體星散,一部分由士而商,一部分赴海外尋求發(fā)展,一部分人在巨大的失意中徘徊,一部分人隱遁。
現(xiàn)在看來,當時的紀錄片《河殤》所引起的震動是多么的可笑,稚子們的心聲,綴連在中國文化母體的長河中,滾燙的詞語和激情四溢的文氣掩蓋了學(xué)識上的粗糙,成為一代人尋求心靈突圍的符號性作品。那時,鮮活靈動的魂未斷,每個人都自覺地將自己歸類于“中國”這個詞根下,吸收東西方文化,希翼把自己貢獻出來。
但八十年代的精氣神,到九十年代散開了,一方面市場化,另一方面全球化,稀釋得無影無蹤。在新世紀后,一切圍繞著現(xiàn)實考量,發(fā)財致富成功學(xué),追求“牛逼、刺激”(鄭也夫語)成為個人價值的最高實現(xiàn)。
八十年代的宏大命題,幾乎是一代人的口頭禪,信奉知識改變命運,然后呢?個人的命運確乎得到改善,國家的命運依然在慣性中滑行。《中國合伙人》的電影重現(xiàn)了八十年代的學(xué)習(xí)熱、九十年代的出國熱、新千年后的崛起熱。但是,這一切有一個前提,即他們本質(zhì)是中國這個母體的散伙人而不是合伙人,他們賺到了錢,卻可能只有一張暫住證或綠卡。他們與中國命運的關(guān)聯(lián)僅僅是人民幣,而不是人民。他們對“中國”這樣一個詞根的理解,僅僅是“中國”是個龐大的超級市場,而不是“中國”是原鄉(xiāng)。原因和邏輯都很簡單,他們篤信:自己不能改變中國的命運。
魂斷八十年代,異化九十年代,失落于新世紀。現(xiàn)在,該進入反思的時間了。
我從八十年代走來,我的故鄉(xiāng)在八十年代,我的身上有著八十年代的記憶和魂魄。我是“八十年代下的蛋”。
八十年代的短缺經(jīng)濟正在接近尾聲,計劃經(jīng)濟開始了某種形式的松動。生活方式在年輕人那里首先得到了召喚和響應(yīng)。“一無所有”之后,是不斷地解禁,詩歌、文學(xué)、音樂全面復(fù)蘇,出現(xiàn)了百花齊放的局面,82屆畢業(yè)生踏入了社會,開始貢獻心力、實現(xiàn)自我。讀書無禁區(q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使得學(xué)術(shù)、文藝和實業(yè)紛紛繁榮。一個開明的、離民主最近的時代,就這樣到來了。
有人總結(jié)說,八十年代是“大起大落、大紅大紫、大開大闔”。大起大落:八十年代,思想文藝最盛,是一座高峰,九十年代迅速衰減;大紅大紫: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動搖的大紅路線,與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思潮進行交鋒;大開大闔:改革開放,是為大開;體制收緊,是為大闔。
八十年代的“好”在于“每天都有好消息”、“太陽每天都是新的”;九十年代的“好”在于要機會有機會;新世紀的好在于要錢有錢。八十年代的好是“精神頭”好,九十年代的好是“頭腦”好,新世紀的好是“老人頭”好。
對八十年代的追憶不僅僅是一個“情結(jié)”,而且是著力要尋找到的精神力量。沒有一個詞能截然概括這種力量,但是,它確實使一代人覺得自己被一個時代轟然打開了。在后來的時間里,這種效用再也沒有發(fā)生過。
八十年代,也許一切并沒有想象的那么好。它存在著許多不足,遭受許多誤讀,也帶給許多人很多痛苦和傷害,想逃離這個時代。但它的確是個“大時代”,價值觀很多元、很有朝氣,不像如今價值觀單一,人人奔著錢去。現(xiàn)在的時代變化也很快,但都不及八十年代“只爭朝夕”的勁兒。現(xiàn)在的變是物質(zhì)的巨變,當時的變是思想的裂變。現(xiàn)在的變是有形的變,當時的變是無形的變。現(xiàn)在的變是每況愈下,當時的變是蒸蒸日上。
八十年代能否成為“上行社會”的思想資源和精神源動力?重提八十年代是否能讓我們重新審視一個時代與它的潛在影響?最能夠接續(xù)百年來歷史流變的時代中,八十年代居在一個怎樣的位置上?有一個學(xué)者說:“甚至可以開一門八十年代學(xué),八十年代的清點工作遠未結(jié)束,才剛剛開始。”
媒體人陳虻有句名言:“不要因為我們走得太遠,以至于忘了我們?yōu)槭裁匆霭l(fā)。”也許某一天,有一個人會這樣給八十年代寫一封信:我從八十年代走來,我的故鄉(xiāng)在八十年代,我的身上流著八十年代的血液,我的魂魄系于八十年代……離開八十年代的故鄉(xiāng),我們開始流浪,可是我們累了,知道哪里是方向,卻總是隔著透明的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