況且之前我也有過僥幸脫險的經歷。一年前，傳記作者薩莉·貝戴爾·史密斯給我家打過電話，說是正在撰寫一本有關60年代的華盛頓如何對待女性的書籍。聽上去并無冒犯之意，但卻足以令我全線戒備，我猜疑她或許另有圖謀。我還沒做好讓謎團撥云見日的準備，更不會向一個陌生女人坦白秘密。于是我說自己無法回答她的問題，并有禮貌地請她不要再給我打電話，薩莉尊重我的請求。我的秘密安全了。

但這次，《每日新聞》的報道卻不一樣。

翌日，我一到辦公處就發現有個女人坐在辦公室門口。自稱莎莉絲特·卡茨，是《每日新聞》的記者，來此向我求證是否我就是前一天報道中的米米。

我無處可遁，也無從否認。

“對，我就是。”我應道。

“米米打破沉默。”第二天清晨的頭條如是寫道。

此時的我已至花甲之年，離婚后孑然一身地安靜生活，住在距中央公園幾個街區之遠的上東區公寓。90年代初期，在大學退學四十年之后，我返回校園，五十一歲時取得學士學位。我一生熱衷運動，是名虔誠的馬拉松賽跑者，經常在黎明破曉前繞著中央公園的水庫跑步，并且享受這種孤獨。我與之暴風驟雨般地離婚的前夫，在1993年去世。兩個女兒都已長大成家，各自有小孩。這是很多年來頭一次，我感受到巨大的平靜。

我接受了心理治療才有這樣的狀態，才能有對自己的了解。之前的我幾乎是個全職居家母親，之后的我以教堂的工作為榮。當時我在教堂已工作了五年。先是擔當音響部的協調員（錄制我們資深的牧師——托馬斯·K·特維爾牧師卓越出色的布道）。接著我成為了教堂網站的管理員，制作的錄音帶成為籌措教堂經費的重要來源——這些錄音帶不僅帶來收入，還給予人們平靜與慰藉。我并不是教徒，卻信仰心靈的力量，我熱愛教堂的這份工作。我也熱愛隱私。

新聞報道一出后，在各地引起了轟動——不僅在紐約，還有整個美國與歐洲。可悲的是，這只是我十五分鐘的名聲。各種頭條可謂是包羅萬象，有的在預測，有的寫得赤裸裸，還有的荒謬至極：“從莫妮卡到米米”“米米——只有上帝才知伊人心”“肯尼迪與教堂女！”我還受到自己最鐘愛的作家——娜拉·伊瑟芬在《紐約時報》社論版對頁上的嘲弄。訪問請求接踵而至，電話信箱里全是凱蒂·庫里克、拉里·金、黛安·索耶的留言。當然，還有《國家詢問者》，他們往我公寓的門下塞了一個裝有二十美元的信封（被我轉贈給教堂）。周刊雜志的信件也是鋪天蓋地。“親愛的法恩斯托克女士，”都是相同的起頭， “冒昧打擾，我深感抱歉。我了解這對您而言實屬不易，然而……”隨后轉入正題。有個好萊塢制片人在寫信詢問能否把我的故事拍成電影之前送來鮮花；與我見面前還在信里提到支付一百萬美元買下影視版權。文稿代理商也屈膝了，想要代我出書。愛德華·克萊因，這名寫過兩本有關肯尼迪的庸俗讀物的作者，打來電話說要是允許他代筆出書，我就能發財，還能“過上安寧的日子”。朋友、 支持者、名人騷擾狂，還有批評家們的郵件紛至沓來。有位校友給予我些許安慰：“請記住，這些新聞只會持續一禮拜，”她寫道，“一切會煙消云散的，人們惦記著肯尼迪就像對待貓王一樣。以為了解他，于是總想聽到更多。”

我謝絕了所有媒體請求；感謝支持者的善意；無視評論家們，斷定無法與那些認為有意踐踏肯尼迪往事或者認定我憑空捏造的人們理論。我提醒自己，曝光非我本意，我是被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