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

M.C.：你們倆從事這么危險的職業，父母難道沒有過問？

Manon Quérouil：我從小是班里最好的學生，父母已經習慣了我的不會犯錯，對他們來說，戰地記者仍然是個“不錯”的選擇。父親甚至還在家里貼了張世界地圖，我每到一處，他就用針標上去，越看越高興。

Véronique de Viguerie：母親曾經很擔心，尤其六年前，我決定在喀布爾定居，但百聞不如一見，當她來到阿富汗，親眼見到了這里并不像傳聞中那樣危機四伏，從此放心了。當然，我也是個報喜不報憂的女兒。

M.C.：做了這么多戰地報道，從老牌記者那里搶了不少獨家，今后呢，還要繼續壓力這么大的生活嗎？

Manon Quérouil：看來還得繼續一陣子。手里已經有了一個美軍派駐阿富汗南部的女性海軍的主題報道，又有兩個星期要忙了。

Véronique de Viguerie：我希望能再做獨家新聞，但這是可遇不可求的。理想狀態是一年做十條報道。

M.C.：當“記錄”已經做得足夠好，有沒有想過發出自己的聲音？

Manon Quérouil：做新聞的人總愛強調自己的客觀，可我覺得絕對的客觀是不存在的，我們總在情感上傾向于一方。我試著做到中立，也不掩飾自己的想法，盡量給讀者更多的信息吧，他們會生成自己的觀點。我的新書叫做《波爾卡下的制服》，講述了一名阿富汗女警察的故事。在女權問題上，我是很積極的活動家。

Véronique de Viguerie：也許“發聲”不是我向你說什么，并強迫你接受，我只是通過照片向你展示我和我夢想中的生活，做我最愛的事情：攝影，并以此為生。

（全文請參閱《嘉人》2010年8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