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過幾年，又偶然得家鄉來信說，大孩子已離開了家鄉，到福建廈門集美一個堂叔處去讀書。從小即可看出，父母愛好藝術的長處，對于孩子顯然已有了影響。但本地人性情上另外一種倔強自恃，以及瀟灑超脫不甚顧及生活的弱點，也似乎被同時接收下來了。所以在叔父身邊讀書，初中不到二年，因為那個藝術型發展，不聲不響就離開了親戚，去閱讀那本“大書”，從此就于廣大社會中消失了。計算歲月，年齡已到十三四歲，照家鄉子弟飄江湖奔門路老習慣，已并不算早。教育人家子弟的既教育不起自己子弟，所以對于這個失蹤的消息，大致也就不甚在意。

一九三七年抗戰后十二月間，我由武昌上云南路過長沙時，偶然在一個本鄉師部留守處大門前，又見到那表兄，面容憔悴蠟渣黃，穿了件舊灰布軍裝，倚在門前看街景，一見到我即認識，十分親熱的把我帶進了辦公室。問問才知道因為脾氣與年輕同事合不來，被擠出校門，失了業。不得已改了業，在師部做一名中尉辦事員，辦理散兵傷兵收容聯絡事務。大表嫂還在沅陵酉水邊“烏宿”附近一個村子里教小學。

大兒子既已失蹤，音信不通。二兒子十三歲，也從了軍，跟人作護兵，自食其力。還有老三、老五、老六，全在母親身邊混日子。事業不如意，人又上了點年紀，常害點胃病，性情自然越來越加拘迂。過去豪爽灑脫處早完全失去，只是一雙濃眉下那雙大而黑亮有神的眼睛還依然如舊。也仍然歡喜唱歌。邀他去長沙著名的李合盛吃了一頓生炒牛肚子，才知道已不喝酒。問他還吸煙不吸煙，就說，“不戒自戒，早已不再用它。”可是我發現他手指黃黃的，知道有煙吸還是隨時可以開戒。他原歡喜吸煙，且很懂煙品好壞。第二次再去看他，帶了別的同鄉送我的兩大木盒呂宋雪茄煙去送他。他見到時，憔悴焦黃臉上露出少有的歡喜和驚訝，只是搖頭，口中低低的連說：“老弟，老弟，太破費你了，太破費你了。不久前，我看到有人送老師長這么兩盒，美國大軍官也吃不起！”

我想提起點舊事使他開開心，告他“還有人送了我一些什么‘三五字’、‘大司令’，我無福享受，明天全送了你吧。

我當年一心只想做個開糖坊的女婿，好成天有糖吃。你看，這點希望就始終不成功！” “不成功！人家都說你為我們家鄉爭了個大面子，赤手空拳打天下，成了名作家。也打敗了那個只會做官、找錢，對家鄉青年毫不關心的熊鳳凰。什么鳳凰？簡直是只閹雞，只會跪榻凳，吃太太洗腳水，我可不佩服！你看這個！”他隨手把一份當天長沙報紙攤在桌上，手指著本市新聞欄一個記者對我寫的訪問記，“老弟，你當真上了報，人家對你說了不少好話，比得過什么什么大文豪！”

我說：“大表哥，你不要相信這些逗笑的話。一定是做新聞記者的學生寫的。因為我始終只是個在外面走碼頭的人物，底子薄，又無幫口，在學校里混也混不出個所以然的。不是抗戰還回不了家鄉，熟人聽說我回來了，所以表示歡迎。我在外面只有點虛名，并沒什么真正成就的。……我倒正想問問你，在常德時，我代勞寫的那些信件，表嫂是不是還保留著？若改成個故事，送過上海去換二十盒大呂宋煙，還不困難！”

想起十多年前同在一處的舊事，一切猶如目前，又恍同隔世。兩人不免相對沉默了一會，后來復大笑一陣，把話轉到這次戰爭的發展和家鄉種種了。隨后他又陪我去醫院看望受傷的同鄉官兵。正見我弟弟剛出醫院，召集二十來個行將出院的下級軍官，在院前小花園和他們談話，彼此詢問一下情形；并告給那些傷愈連長和營副，不久就要返回沅陵接收新兵，作為“榮譽師”重上前線。訓話完畢，問我臨時大學那邊有多少熟人，建議用我名分約個日子，請吃頓飯，到時他來和大家談談前方情況。邀大表兄也作陪客，他卻不好意思，堅決拒絕參加。只和我在另一天同上天心閣看看湘江，我們從此就離開了。

抗戰到六年，我弟弟去印度受訓，過昆明時，來呈貢鄉下看看我，談及家鄉種種，才知道年紀從十六到四十歲的同鄉親友，大多數都在六年里各次戰役中已消耗將荊有個麻四哥和三表弟，都在洞庭湖邊犧牲了。大表哥因不樂意在師部作事，已代為安排到沅水中游青浪灘前作了一個絞船站的站長，有四十元一月。老三跟在身邊，自小就會泅水，膽子又大，這個著名惡灘經常有船翻沉，老三就在灘腳伏波宮前急流漩渦中浮沉，拾撈沉船中漂出無主的臘肉、火腿和其他食物，因此，父子經常倒吃得滿好。可是一生長處既無從發揮，始終郁郁不歡，不久前，在一場小病中就過世了。

大孩子久無消息，只知道在江西戰地文工團搞宣傳。老二從了軍。還預備把老五送到銀匠鋪去作學徒。至于大表嫂呢，依然在沅陵烏宿鄉下村子里教小學，收入足夠糊口。因為是唯一至親，假期中，我大哥總派人接母子到沅陵“蕓廬”家中度假，開學時，再送他們回學校。

照情形說來，這正是抗戰以來，一個小地方、一個小家庭極平常的小故事。一個從中級師范學校畢業的女子，為了對國家對生活還有點理想，反抗家庭的包辦婚姻，放棄了本分內物質上一切應有權利，在外縣作個小教員。從偶然機會里，即和一個性情還相投的窮教員結了婚，過了陣雖清苦還平靜的共同生活。隨即接受了“上帝”給分派的莊嚴任務，陸續生了一堆孩子。照環境分定，母親的溫良母性，雖得到了充分發展，作父親的藝術秉賦，可從不曾得到好好的使用，只隨同社會變化，接受環境中所能得到的那一份苦難。十年過去，孩子已生到第五個，教人子弟的照例無從使自己子弟受教育，每個孩子在成年以前，都得一一離開家庭，自求生存，或死或生，無從過問！戰事隨來，可憐一份小學教師職業，還被二十來歲的什么積極分子排擠掉。只好放棄了本業，換上套拖拖沓沓舊軍裝，“投筆從戎”作個后方留守處無足輕重的軍佐。部隊既一再整編，終于轉到一個長年惡浪咆哮灘前的絞船站里作了站長，不多久，便被一場小小疾病收拾了。親人趕來一面拭淚，一面把死者殮入個賒借得來的小小白木棺木里，草草就地埋了。死者既已死去，生者于是依然照舊沉默寂寞生活下去。每月可能還得從正分微薄收入中扣出一點點錢填還虧空。在一個普通人不易設想的鄉村小學教師職務上，過著平凡而簡單的日子，等待平凡的老去，平凡的死。一切都十分平凡，不過正因為它是千萬鄉村小學教師的共同命運，卻不免使人感到一種奇異的莊嚴。

抗戰到第八年，和平勝利驟然來臨，睽違十年的親友，都逐漸恢復了通信關系。我也和家中人由云南昆明一個鄉村中，依舊歸還到舊日的北平，收拾破爛，重理舊業。忽然有個十多年不通音問的朋友，寄了本新出的詩集。詩集中用黑綠二色套印了些木刻插圖，充滿了一種天真稚氣與熱情大膽的混合，給我嶄新的印象。不僅見出作者頭腦里的智慧和熱情，還可發現這兩者結合時如何形成一種詩的抒情。對于詩若缺少深致理解，是不易作出這種明確反映的。一經打聽，才知道作者所受教育程度還不及初中二，而年齡也還不過二十來歲，完全是在八年戰火中長大的。更有料想不到的巧事，即這個青年藝術家，原來便正是那一死一生黯然無聞的兩個美術教員的長子。十三四歲即離開了所有親人，到陌生而廣大世界上流蕩，無可避免的窮困，疾病，挫折，逃亡，在種種卑微工作上短時期的穩定，繼以長時間的失業，如蓬如萍的轉徙飄蕩，到景德鎮燒過瓷器，又在另一處當過做棺材的學徒。

……卻從不易想象學習過程中，奇跡般終于成了個技術優秀特有個性的木刻工作者。為了這個新的發現，使我對于國家民族，以及屬于個人極莊嚴的苦難命運，感到深深痛苦。我真用得著法國人小說中常說的一句話，“這就是人生。”當我溫習到有關于這兩個美術教員一生種種，和我身預其事的種種，所引起的回憶，不免感覺到對于“命運偶然”的驚奇。

作者至今還不曾和我見過面，只從通信中約略知道他近十年一點過去，以及最近正當成千上萬“接收大員”在上海大發國難財之際，他如何也來到了上海，卻和他幾個同道陷于同樣窮困絕望中，想工作，連購買木刻板片的費用也無處籌措。境況雖然如此，對于工作卻依然充滿自信和狂熱，對未來有無限憧憬。攤在我面眼前的四十幅木刻，無論大小，都可見出一種獨特性格，美麗中還有個深度。為幾個世界上名師巨匠作的肖像木刻，和為幾個現代作家詩人作的小幅插圖，都可見出作者精力彌滿，設計構圖特別用心，還依稀可見出父母瀟灑善良的秉賦，與作者生活經驗的沉重粗豪和精細同時并存而不相犯相混，兩者還共同形成一種幽默的典雅。提到這一點時，作品性格鮮明的一面，事實上還有比個人秉賦更重要的因素，即所生長的地方性，值得一提。因為這不僅是兩個窮教員的兒子，生長地還是從二百年設治以來，即完全在極端變態發展中一片土地，一種社會的特別組織的衍生物。

作者出身苗鄉，原由“鎮打營”和“筸子坪”合成的“鎮筸城”。后來因鎮壓苗人造反，設立了個兼帶兵勇的“辰沅永靖兵備道”，又添一個專管軍事的鎮守使，才升級成“鳳凰廳”，后改“鳳凰縣”。家鄉既是個屯兵地方，住在那個小小石頭城中的人，大半是當時的戍卒屯丁，小部分是封建社會放逐貶謫的罪犯（黃家人生時姓“黃”，死后必改姓“張”，聽老輩說，就是這個原因）。因此二百年前居民即有世代服兵役的習慣，習軍事的機會。中國兵制中的“綠營”組織，在近代學人印象中，早已成了歷史名詞了，然而抗戰八年，我們生長的那個小地方，對于兵役補充，尤其是下級官佐的補充，總象不成問題，就還得力于這個舊社會殘余制度的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