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林祥覺得，教育局長既然批了條子，那自己又去找誰呢？為了小小的贊助費，去驚動呂有順，是不是把動靜鬧太大？后來覺得此刻正是用得上劉光友的時候，不妨問問他。

劉光友剛得了好處，自然格外熱心。他說：“一個教育局長的條子如果只值兩萬塊，那他就不用當這個局長了。解鈴還須系鈴人，這事還得去找局長，讓他重新寫條子。”

劉光友親自給教育局長打去電話，局長當場就拍胸脯保證：“這件事我一定盡力。叫你的朋友到辦公室來找我，我負責處理。”

很快，局長又批了個條子。高明勇拿著這張條子，心懷忐忑地去了學校。結果校長看到條子后爽快地說：“領導既然打了招呼，就只收一萬吧。但這件事你們不要拿出去說，其他家長聽了會有意見。”

聽完高明勇的敘述，杜林祥有些不解，同樣是一個人的條子，怎么差別這么大呢？

后來喝酒時，劉光友才說出其中玄機——各地分管教育的領導，要應付的關系太多，只好與校長們私下約定，根據不同的條子執行不同的優惠政策。比如說，條子中只寫“請某某校長關照”，那優惠幅度就較小；如果加上一句“這位學生的家長是我好朋友”，優惠幅度就更大；要再寫個“請務必關照”，就能夠拿到最優惠的條件。

杜林祥不由得感嘆，哪怕自己已是億萬身家，可真要在體制內辦一點事，還不如一個秘書的電話管用。那些為了孩子上學四處托關系的家長，更是不容易。找到領導批條子難，要領導批管用的條子更難！為了應付各種人情，我們分管教育的領導與校長們可以聯手導演這么一幕黑色幽默，那他們教育出的孩子，又會是什么樣呢？

教育界如此，其他領域也好不了多少。同領導套交情難，即便有了交情，想讓領導出手相助更難，領導縱然肯幫忙，也不知道究竟會使出多大氣力？唉，總之是難、難、難，難上加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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