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說到輝格史觀，當然要落腳在英國1688年的光榮革命上。不過，在此之前，有必要先談一下麥考萊之前的兩位歷史學家：大衛·休謨與哈蘭。眾所周知，休謨作為一位保守的歷史學家，他的《自愷撒入侵到1688年革命的英國史》關于光榮革命的基本立場是傾向于托利黨的，或者說是不贊同輝格黨人的歷史觀的。

雖然休謨自稱他只是一個歷史哲學家，并不屬于任何政治派別，但由于他對國王查理一世和斯特拉福的明顯同情和對革命的事件和人物深惡痛絕的態度，后世的人很自然地把他看作托利派的歷史家。休謨認為沒有權威，自由就不可能存在；建立政府的目的不是為了提供自由，而是為了提供正義；對當權政府的反抗，是不可饒恕的行為。因此，休謨對于英國史的認識，少有輝格史觀所顯示出的激進主義色彩，而是秉承中庸之道，對英王室和貴族的歷史功績給予了充分的尊重，并對光榮革命的歷史淵源做了中肯的評價。故而，休謨的《英國史》一直被人們視為具有托利史觀的歷史著作，直到今天，仍然是影響巨大，傳播久遠。

不同于休謨中庸偏保守的歷史觀，在英國光榮革命之后，基于新興資產階級的政治立場，早就有輝格黨人的歷史著述，其中較為突出的便是歷史學家哈蘭。哈蘭出身于大資產階級家庭，在政治上屬于輝格黨的右翼，在三卷本的《英國憲政史》中，他提出英國自古以來就有一部不成文的憲法，一向就是主權在民的，并高度贊揚1688年的光榮革命，歌頌君主立憲制。這部著作成了一部具有深遠影響的英國近代史，也開創了一代輝格史學。可惜的是，哈蘭的著作拘泥于史料，過于偏重于歷史傳統中法律與政治的學說，而忽視了人物的刻畫與事件的鋪陳，因而顯得厚重有余，亮點不足。

麥考萊就迥然不同了。可以說，麥考萊接續哈蘭，旗幟鮮明地把輝格黨人的歷史觀一展無遺而充滿斗爭豪情地表現出來，他的《英國史》可謂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及其發動者的一曲頌歌。在他看來，歷史不是曲徑通幽，不是拿捏分寸，而是把真理用響亮而有力的語言表述出來。這個真理在他眼里就是輝格黨人的歷史勝利，就是英國人民通過歡迎威廉三世的光榮革命而開辟了一個新的天地。這個歷史過程顯然是戰果輝煌、無與倫比的。為此，麥考萊不惜濃墨重筆地對自1685年詹姆斯二世即位至1702年威廉三世逝世十七年間的史事（其重點是1688年光榮革命的社會背景以及這次革命所達成的政治結果），加以淋漓盡致的描繪與渲染。正像他在《英國史》第一卷開篇所自述的：

“我打算寫一部英國史，以國王詹姆斯二世的即位為起始，以現世人的記憶為終迄。在這部英國史中，我將闡述僅在數月內就導致那些忠心耿耿的世俗紳士和宗教人士紛紛脫離斯圖亞特王室的因由所在；追溯那段結束國王與議會長期斗爭、把人民大眾的權利和統治王朝的權益緊密結合在一起的革命歷程。我將探尋那次新的政治協議（指光榮革命）如何經過數年的紛擾成功地擊敗國內外敵人；通過這個協議，法律權威、財產安全與言論自由、個體行動自由如何前所未有地相互兼容；我們的經濟如何通過秩序與自由的順利融合而實現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繁榮局面；我們的國家如何從一種恥辱的從屬狀態迅速躍至歐洲大國主導者的地位；國家在經濟上的富足與軍事上的榮耀如何齊增共長；一種似乎不可思議的、幾乎讓先前歷代政治家都會感到驚訝的政府公信力，是如何通過明智而堅決的信念逐步建立起來的；一個龐大的商業帝國如何促生出一支強大的海軍力量，而與之對比，任何其他古老帝國或現代國家的海軍都顯得相形見絀；蘇格蘭如何在數代人的對立之后最終歸統于英格蘭，并且，這種歸統不僅僅是通過法律關系，也是憑借難以割舍的利益紐帶和攀附情結；在美洲，英國殖民地如何比西班牙殖民者科爾特斯和皮薩羅給西班牙國王卡洛斯五世帶來的殖民地更為強大和富庶；在亞洲，英國的探險者如何建立一個毫不遜色于亞歷山大豐功偉績的帝國，卻比其更為持久穩固。”

麥考萊皓首窮經，舉全身心之力前后用二十年光陰寫就的這部短短十七年的《英國史》，卻是一部厚重無比的長篇巨構，它濃縮了千年英國的歷史命運之樞紐，不但是英國自諾曼登陸以來的傳統命脈之薈萃，而且更是未來帝國雄風之發軔，光輝燦爛的日不落帝國的遠景由此開展，從這里發揚光大。在麥考萊看來，這一切的秘密都蘊含在這十七年的歷史之中，在他要彪炳千秋的光榮革命的驚濤駭浪之中。故爾，他的《英國史》所彰顯的就不再是凡俗歷史學的記事原則，而是這場革命的歷史塑造原則，用中國話所說的“六經注我”，而非“我注六經”。這個歷史編撰方法，又被后來的史家，例如巴特菲爾德稱之為“歷史的輝格解釋”。按照巴特費爾德的說法，在英國歷史上曾有過兩個對立的政黨：輝格黨（Whig）和托利黨（Tory）。輝格黨即是自由黨的前身，它提倡以君主立憲制代替神權統治，站在資產階級和新貴族的立場上擁護國會，反對國王和天主教。19世紀以來，屬于輝格黨的一些歷史學家從輝格黨的利益出發，用歷史作為工具來論證輝格黨的政見。麥考萊的《英國史》無疑是其中的翹楚，該書真正確立了輝格史觀的歷史學地位，從而使英國史上的一個重要時代的敘事擺脫了大衛·休謨的支配。我們看到，從19世紀初葉的哈蘭，經過麥考萊的高歌猛進，再到20世紀的屈維廉，就歷史學發展演變的主要趨勢來說，關于英國史的輝格史觀確實占據了主流的地位。

麥考萊曾經寫道：“所有輝格黨的歷史學家都渴望要證明，過去的英國政府幾乎就是共和政體的；而所有托利黨的歷史學家都要證明，過去的英國政府幾乎就是專制的。”他的《英國史》不過是為了證明英國之所以成為一個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其淵源就在于1688年的光榮革命。他說：“對1688年革命所能作的最高贊頌乃是：它是我們的最后一次革命。”英國的這場革命固然是極其重要的，但是，關于革命的解釋似乎也并非僅僅是輝格史觀之一家。偉大的思想家洛克的理論暫且不說，即便是保守者如休謨，也并沒有否定這場革命的價值與意義，而是充分肯定了革命的正當性與合法性。至于后來主張君主立憲制的法國政治家、歷史學家基佐，也對1688年的革命大加禮贊，他認為光榮革命沒有流血和犧牲，但卻達到了革命的目的，所以比1640年的革命要優越得多。在那本專門為《1640年英國革命史》所寫的序言（以《英國革命為什么成功了？》的單行本形式出版）中，基佐比較了英國革命和法國革命，認為英國革命取得了較大的成就，原因是英國革命是本著宗教精神進行的，而且沒有與過去的傳統割斷聯系。他指出，英國革命是作為保守力量而不是作為破壞力量出現的。1688年光榮革命之后，立憲君主制治下的英國，其“內政、維護和平、財政、殖民、商業、議會制度的發展以及議會斗爭已成為政府和社會輿論最為關心的事情。”進而在喬治一世和喬治二世之后，英國的立憲君主制得以穩定長久地發展下去。

由此可見，英國的光榮革命是一場復雜且保守的革命，并非由輝格黨人一麥家所獨自促成，而是輝格與托利兩黨乃至英國人民的合作之功。在此，我們可以列舉當代托利—保守黨的著名領導人溫斯頓·丘吉爾的觀點，這位1688年投靠威廉的英國貴族馬爾波羅的后代。他在《馬爾波羅傳》及《英語民族的歷史》等著作中，對1688年英國的貴族、鄉紳投靠威廉的行為備加贊頌，認為“英國的貴族和國教教士從來沒有像1688年這樣經受如此嚴酷的考驗，并對他們的國家作出如此優良的服務。”如此看來，麥考萊關于輝格黨與托利黨之非此即彼的對立二分法是有問題的，兩黨的關系無論從哪個方面看都是剪不斷理還亂，尤其是在光榮革命問題上，更是共識很多。但麥考萊對于輝格史觀的刻意彰顯，褒貶明確，其春秋筆法倒是歪打正著，反而成就了一番新氣象。走筆至此，我突然有所感嘆：近世中國思想界紛紛攘攘的新舊公羊學論辯，與英國史學中圍繞光榮革命的兩黨敘事，不是有些相像嗎？

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曾經指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巴特菲爾德唱反調，有“歷史的輝格解釋”之詬病，是耶？非耶？關于歷史與歷史解釋，古今中外，看來難以有統一不變的標準。但無論怎么說，麥考萊的《英國史》，天縱雄才，汪洋恣肆，為我們成就了一個“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典范華章。在當今雞零狗碎的中國史學天地，能有這樣恢弘的異域之聲，可謂黃鐘大呂矣。